“罗斯女士一周来三个早上帮我们处理文件，”布里莫尔兴高采烈地说，“每次只干两个小时，不过自从我三年前当上秘书长后，文件的数量已翻一番了。但克里斯托贝尔——她不会介意我这样随便称呼她——干事效率非常高，而且也是俱乐部里的摆设，深得会员们的欣赏。”

我感到这句恭维话很不得体，罗斯女士的脸上却泛上红晕，更显得妩媚动人。

布里莫尔在我与罗斯初次见面时就直呼她的名字作为介绍，不免令我讶然。罗斯颇有魅力，因而我们走出办公室时我想，阿尔弗雷德布里莫尔是像他在贝克街拜访我们时所声称的那样，对女性的诱惑能抗得住的人吗？他要是玩弄了她的情感，她是可能会报复的。在未来的几年里，弗洛伊德博士将向我的同行们证明，情感受挫是导致暴力的强大动机之一。

俱乐部客厅里炉火烧得僻啪旺盛，火前坐着三名会员，我请求布里莫尔让我同他们一起呆一会儿。假如这三个会员这个钟点就坐在这里，那么一定是俱乐部的常客，因此很有可能是造成困扰着俱乐部暴力行为的罪魁祸首。三人中年龄最长的正好是那天在球场上遭袭击的奥斯本上尉，但我从他嘴里没问出任何新的东西。他好像特别为他的那条狗感到悲伤，因为事后狗被杀掉了。他对我说他的伤倒恢复得挺快，惟一希望的就是“一旦抓住那个恶棍，我得单独跟他呆5 分钟，让他领教领教我的手杖”。

我借此机会问他们三人有没有可能抓住罪犯，但他们都不愿意多说。身材最高大的一位叫赫伯特罗宾逊，在城里做买卖。他觉得让我知道俱乐部发生的这些不幸的事，很是过意不去。

“我认为这些事自己内部的人知道就完了，否则一旦传出去，警察就得出动，乱查一通也未必能查出什么名堂。”

他站起来，背靠着壁炉站着，眼望前方，吐出一口郁闷的长气。

我真想告诉他歇洛克福尔摩斯已介入此事，所以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但却咬紧嘴唇，仅是两眼紧盯住炉火。我知道要想不惊动罪犯，我只能装做一名普通过客，来打打高尔夫球而已。那个粗壮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低头瞪着我问：

“你是布里莫尔的朋友，是不是？”

我说是的，并说我是个医生，在印度呆过一段，因多年没摸高尔夫球了，手痒，特想玩一玩。这个说法是我和布里莫尔事先商量好的，而且基本是大实话。福尔摩斯多年前就教过我许多罪犯都懂得的一种做法，即最好的谎言就是尽量说实话。三个人发现我是医生后，对我的坦诚便都深信不移了。我发现人们对医生都有好感。

当然那时是1896年，医学界还没有出现害群之马，把医生的名声搞坏。

坐在壁炉前的第三个人神态很放松。他开了个法律事务所，必要时为俱乐部提供法律服务，并正在期待着把我们所说的罪犯送上法庭。他问了问我和布里莫尔的关系，我听出来他好像不大喜欢俱乐部的秘书长。我马上告诉他我和布里莫尔关系不深，初交而已，希冀从他嘴里套出他对布里莫尔反感的原因和程度。然而他也闪烁其辞，还没等我问出多少情况，布里莫尔就来把我接走了。

“那个人不太爱说话。”我在走廊里对布里莫尔说。

“你是说埃德华福劳比舍尔？我觉得他还可以。由于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我和他相处得很谨慎。他特想当俱乐部秘书长，结果当上的却是我。他的会员资历比我深，而且他的法律事务所还曾帮着俱乐部打过地盘方面的官司。但虽然我资历不深，其他会员却认为我是个更合适的人选。这当然和钱毫无关系：秘书长绝对是个名誉职位。大概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高尔夫球比埃德华打得好。”

他说得很谦虚，但仍掩饰不住他话里透出的扬扬自得。我暗想一个人自尊心受到打击后，会不会演变成诉诸暴力，怀抱凶杀的仇恨。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我又意识到，这个奇怪的案子恐怕是不能用常理来推演的。神经正常的人当然不会去杀人。我拿着球棒口袋路过秘书长办公室时，从窗子外又瞥见了克里斯托贝尔罗斯女士妩媚动人的身影，于是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罪犯会不会是个女的呢？

我朝球重主管的小屋走去。阿尔弗雷德布里莫尔前一天曾对我们说过，他从来都是自己扛球棒，但他建议我最好找个球童帮我扛。他说这话时瞥了一眼我的腰围，让我很不高兴，不过他的用意还是好的，而且我也有我的打算。据我所知，球童们爱喝酒，生活方式无规律，是一群盲流。人们都说这帮人风餐露宿，收入不定；这种人总爱挺而走险。因此在所有俱乐部的成员中，他们是最可能走上犯罪之路的。

但该着我处处倒霉，球童主管的小屋锁着，空无一人。我遇到一个球场管理员，他告诉我球童主管还兼修理员，大概能在俱乐部会员修理铺里找到他。他还真在那里，正将一个球把儿往一只4 号球棒上装。我问他要一名球童，他抱歉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