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一个名词好像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

我常常到那药房里去，为那些害慢性“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药，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像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像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

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①〔庞逊?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作家，著有多卷的《罗坎博尔历险记》等惊险小说。、蒙特潘、扎孔纳〔皮埃尔?扎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小说作家，著有《一个警察局密探的手记》等小说。、加博里奥〔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小说创始人之一。、埃马尔〔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作家，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征服者为主题的惊险小说。、巴戈贝〔巴戈贝（1821—1891）〕法国惊险小说作家。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像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

“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爆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像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像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像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个店主，可是他也比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都好。就是书中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要亲切得多，对人更富于同情心。总之，照书上看来，外国的全部生活，比我所知道的要有趣得多，轻快得多，好得多。在外国，没有那样多的野蛮的打架，没有像捉弄维亚特兵士那样厉害地捉弄人，也没有老婆子那种狂暴的祷告。

尤其显著的，是书中虽讲着一些恶徒、吝啬鬼、无赖汉，但是决没有我所熟悉的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残酷，以及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徒虽凶，但都凶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原因大体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见的那种凶恶的行为，却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发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