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兰德街我又跟上了奎尔齐。他又换回了他原来的装束。显然．他是打算步行回到查令克劳斯。我一直认为他是个精打细算的人，肯定是因为有急事才迫使他来时坐了出租汽车。我从远处看着他登上开往考特菲尔德的火车，但我没上去，心想一天之内坐同一趟车易于被他发现。我跟踪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再尾随他返回学校已没有必要。我发现6 点一刻还有一趟车，而且还可以让我有充分的悠闲时间，于是我钻进车站的茶馆，琢磨起下午发生的怪事。首先令人生疑的是奎尔齐先生的双重身份。斯蒂文森写过一部小说，其中的吉基尔博士可以把自己从一个高尚的科学家变成一名凶残的恶人。当然，我没有理由去说奎尔齐在洗手间里变成了另一个人也是因为服用了某种药物。此外，他从一名老师变成一个搞艺术的人的样子也不能说明他就成了恶人。但，他以汉密尔顿的名字又在联合出版社干了些什么呢？与他合作的或许还有理查德先生、克利夫德先生、莱德威先生等等。为何主编和他秘书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大笑不止呢？这些疑点实在费解，我即使喝下了大量咖啡因也仍旧找不着答案。看来我只好把见到的怪事转述给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上车之前，我打算在车站的书摊上买点读的东西。我买了本普通杂志，尔后突发灵感，问卖书的：“你们有没有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东西？”

“有哇，先生，它们出的东西特畅销。”

那个年轻人递给我两本少年读物，《吸铁石》和《宝石》。

“是买给你侄子看吧，上校？”卖书的口气好像这些书是非法读物似的。

我说：“不是，是我自己读，在火车上消遣。还有，你看错了，我不是军人。”

我买不到头等车厢的票，只得和一家去海边度假的伦敦人挤在一个车厢里。他们从一只竹篮子里拿出各种各样的吃的和饮料，喋喋不休地争抢着吃。全家人有父母、两个孩子，分别是 10 岁和 11 岁，还有一个全家人都称之为姨妈的上了岁数的妇女。他们打算赴海边度假一周。两个小孩始终躁动不安，父母对他俩不是安抚劝慰就是批评斥责，热闹得一塌糊涂。

“啊，先生，”一个孩子见我在看《宝石》，便问：“这礼拜肥裤子特里布尔又出什么洋相了？”

他妈妈声音疲惫地说：“别打扰人家看书……”

孩子说：“我那本读完了，想跟他换着读。”

到达克劳斯基旅店后，我见福尔摩斯独自坐在酒吧里，跟前放着一大杯酒，脸上洋溢出得意的神情。他开口跟我说话时，声音里还充满乐观的腔调。

“啊，华生，从大城市回来啦？我正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你的汇报。”

虽说他显得一副渴望的样子，但我怀疑他大概早已知道我要跟他说的内容了，因为这在过去一贯如此。我叙述赴伦敦的经历时，他非常聚精会神，甚至还显得极为吃惊。

说完后，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眼我买的少儿读物，于是我把《吸铁石》和《宝石》递到他手里。他饶有兴趣地翻了翻，说：“我能不能拿走，闲暇时读一读？”

我当然满口答应，但看不出这对他寻找丢失的手稿能派上什么用场。

福尔摩斯把读物推到一边，说：“你的汇报虽然无法帮着找回丢失的手稿，却非常有意思，让我明白这个案子比我想象的更加有特点。”

“这么说，我的发现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寻找手稿方面没有，因为我已找到了手稿！”

“什么？”

“你没料到吧？我给你讲讲你不在时发生的事情。我想再仔细看看那张用铅笔写的便条还有什么名堂。你大概记得，我说过写便条的人是把纸垫在一个锯齿状的东西上写的。华生，细节无论多么细小，都可能是线索。我用放大镜检查便条，认定它是在一个箱子或皮革提箱上写的。”

我得承认，当时我弄不懂这一点对福尔摩斯的调查有何帮助。但我没打断他，只听他继续说：“于是我又去找温盖特班长帮忙。我问他学生们的箱子都放在什么地方。他领我上到教学楼的阁楼上，那里是储藏室，那个房间从来不上锁，温盖特还主动对我说，表现不好的学生常上来抽烟或玩牌赌钱。

我打断他说：“你认为给奎齐尔写便条的人就是在储藏室里垫着一只箱子写的？

这和破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