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刚刚顺利地结束这件案子，我就把它全面地记录下来，称它为“中国帆船案‘”。但他坚持要求这份记录要像官方的文件一样，至少三十年后才可以公之于众。他说：“亲爱的华生，毫无疑问，到那时候你我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福尔摩斯要我保密，是因为这件案子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并牵连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层人物。假如有关此案的真实情况让某些大国知道了，对大不列颠不会有好处，相反还会让我们的潜在敌人暗自高兴。

案件开始于一个伦敦常见的雾天。茫茫大雾中，行人如鬼魁一般来来往往。逢上雾天，患支气管炎的老年人呼吸困难，一阵又喘又咳之后便一命呜呼，殡仪人员因此特别忙碌，也只有他们才会喜欢那样的天气。

那天，我与福尔摩斯刚刚拜访过我俩的二位朋友，他病得很重，让我们去为他的遗嘱签字作证。回来以后，福尔摩斯顺手捡起一张卡片，是我们出门时别人塞在门下面的。他一只手解开大衣，另一只手拿着卡片，翻过来看了看，然后把卡片放在壁炉台上。我们将大衣和帽子挂在衣帽架上，准备在舒适的炉火旁安安稳稳地坐下来，享受哈德逊太太为我们留下的晚餐。晚餐就搁在托盘里，上面还盖着餐布。

福尔摩斯冲着壁炉台上的卡片点点头，说：“迈克洛夫特希望我们明天上午十点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大事’。华生，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嘛！”

“真希望我们可以借此离开伦敦，离开这鬼雾。福尔摩斯，坦白地说，我觉得这次大雾真让人难受。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成千上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坐在家里烤着火，排出去的浓烟污染着外面的空气。哎！如果能来一阵清新的风吹走这鬼雾就好了！”

我们静静地吃着饭。我敢说福尔摩斯一定在想着他哥哥迈克洛夫特召他前去的事——“十分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也和他一样思索着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特别原因，迈克洛夫特是不会轻易用“十分重要的国家大事”这样的字眼的。福尔摩斯伸着腿、闭着眼，放松地躺在椅子上。在玩什么把戏？明天会怎么样呢？尽管此刻他正斜倚在躺椅上，而明天，他将绷紧所有的神经，他那具有惊人推理能力的头脑也将判断出应该先处理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像一只猎狗一样，紧紧地跟踪着某种气味，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他现在虽然懒洋洋的，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却看到他精力充沛、冲劲十足的样子，和现在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第二天，雾散了不少，但外面的车辆开得还是比往常慢得多，为了有充裕的时间赶到白厅，我们一大早便出发了。钟敲十点时，我们踏进了迈克洛夫特的办公室。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是我们一坐下来，他的态度就立即变了。他的神情严肃起来，声音也相应地低沉了。“歇洛克，事情很严重，我得立即带你们去见首相和一名议员，他们会介绍有关情况的。”

看着迈克洛夫特，听着他说话，我能明白首相为什么会如此信任他的判断力和智慧了。

迈克洛夫特比歇洛克大七岁，兄弟俩都具有出色的观察力和推断力。迈克洛夫特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他可以凭借他超常的智慧，提出全局性的意见，分析具体事件如何影响到某一政府部门乃至整个政府以及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他有很强的搜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还能迅速地从大脑中提取信息，这使他能够胜任这一职务。

他住在贝尔街，是戴尔吉恩斯俱乐部的会员。对福尔摩斯来说，迈克洛夫特就是白厅。我认为这并非言过其实。迈克洛夫特的确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专家。

我忍不住拿福尔摩斯与迈克洛夫特作比较。福尔摩斯身材瘦高、眼睛如鹰一般敏锐。而迈克洛夫特的眼神也像福尔摩斯一样警惕戒备，但他的身体却胖得几乎臃肿，行动也不利索。他从不运动，而且肯定有贪恋食物的恶习。可是尽管他行动不敏捷，但他那高贵的额头、深陷的眼睛使他一出现就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四轮马车已经等在门口。唐宁街10号不远，我们很快就到了。迈克洛夫特随后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我们被领进了首相的府邸。周围的一切似乎与我们上次来时差不多。贝林格勋爵鼻子高高的，眼睛如鹰一般锐利，他像往常一样神情严峻、气势逼人。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同我们握手。我们在面朝他书桌的两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首相与西蒙爵士就坐在我们的对面。首相愁容满面，忧心忡忡。他倾着身子跟我们说话，声音里充满了忧郁。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你与华生先生到这儿来是要讨论一件非常严肃、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它很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