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费佳没解开领带。我们大伙喘了一口大气，就开始了雅沙的训练活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儿童受到这么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把教学影片一部接一部地演给他看。我在组内作了一条特殊的规定：在雅沙面前讲话，中间换气的时间不能超过几秒钟。一开始，我们和雅沙讲话，都不由自主地对准它的话筒，后来也就不那么死板了。

我们教雅沙读书识字和计数，给他讲故事，还当着他的面争吵。有一次费佳忘了收拾桌子，第二天早晨我就和他吵了一架。可能当时我的神精不大健康，我连喊带叫，还直跺脚。于是塔基扬娜尼古拉耶娃吃惊地对我说：“托良，你当着雅沙的面可要克制点。”

“当着雅沙的面！”于是我马上就冷静下驰甚至转怒为喜。

“我不生气，安纳托里鲍利索维奇。”费佳大声地表示，不过听得出他有委曲情绪，“您别着急，他会讲话的。”

一股暖流自下而上升起，停留在我的喉间：“我又傻气又善良的费佳呀！真谢谢你。”

晚上我一般都和雅沙在一起。我坐在它的镜头面前，讲起我的身世。这些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披露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私生活中有什么重大的隐私，只不过是谁都不愿听一个小人物的陈年琐事。

我告诉雅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爱上了一个金色卷发的小姑娘列霞。我爱得非常狂热和炽烈。有时在课间休息，我坐到她的座位上，我那颗可怜的心儿被一种甜蜜又痛苦的苦恼折腾得扑扑直跳。后来她的父母搬了家，她也转了学。我简直痛苦极了。我感到天昏地暗，因为离老师讲台三排的中间坐位上再没有一个卷发的小姑娘，整个教室也再不会因她而满室生辉。可是过了一个月，我连她的姓都给忘掉了。

我还给雅沙讲了我在四年级被轰出教室的那件事。当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恶性发作，使我搞了一场恶作剧：大冬天把教室的窗户打开，害得全班都感冒。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好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这说”的绰号，因为他在课堂老说“这就是说，”听起来像是“这说”）。这一次他伤心地问是谁干的。我那股奔放的狂劲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羞愧、难过和害怕。我真希望时间能回到二十分钟以前，然后我就安份守己地渡过它。可是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

我应该站起来说：“是我干的。”但是由于可耻的胆怯，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老师等待了我五分钟，到第六分钟，“这说”已经领着我去见校长。

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从墙上的镜框里死命地盯着我，目光严厉又饱含批评之意。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他紧皱着双眉。

“这说”一言不发。我知道我如果要跑走的话，他是不会追的。可是往哪跑呢？所以我就没把自己的手从他那根粗糙的大手掌里抽出来。

校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叹了一口气，让我收拾东西回家，而且表示没有家长陪同不许我再来。这时我哭了起来。我感到羞耻，也羞自己哭泣，可是眼泪都不听我的指挥。

我还告诉雅沙，我曾经偷过艾里卡普罗赫夫同学十二张邮票。他的邮票多得吓人，可我少得丢脸。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重份的邮票摆满了一桌子，我呢？既没有邮票换，也没有钱买。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地称狂。我就把我的上衣袖子使劲地压到摊开的邮票上，邮票就粘住了。于是我怀着又高兴又害怕的心情，不声不响地把邮票塞进了口袋。当时我没感到可耻……

我又告诉雅沙，我在六年级爱上了一个叫塔塔的姑娘。她比我高一头，体重可能比我重二十几公斤。现在我回想，当时她完全可以一拳就把我揍死。可是那时她不但没揍我，相反，挺冷静地让我吻她。不错，她必须大低头。作为答谢，我发誓永远爱她，还把她家的电话刻在我的鞋上。嘿，鞋很快就散了，电话也没了。而我那终生的爱情怎么也没能保持到学期末。

我的上帝！就在那些茫茫黑夜里我把什么都告诉了雅沙。从我记事的第一天（我记得那是我在林荫小道上从一个人身边摇摇晃晃走到另一个人身边），直到我和佳洛奇卡的关系（准确点说，直到我和佳洛奇卡没关系）。总之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可怜的黑雅沙。哦，可怜的雅沙。他既没有金色卷发小姑娘列霞，没有在校长办公室痛哭流涕，也没有刻着电话号码的鞋以及其他许多表示人生和人性的稀奇古怪、难以猜测的东西。

我尽全力给他以生机，可是很快就醒悟到自已是幼稚的、天真的傲气冲昏了头脑。我既非上帝又非造物主，也不是法师，我不能靠自己荒谬的想象无中生有地造出个生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