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多钟，压路机女司机把车停下，提拎着两只劳保手套往工棚那边走。她身材细长，脚蹬一双橙色半高跟革面鞋，下身紧绷着一条牛仔裤，上身穿件宽宽大大的帆布工作服，长头发用一根绿手绢贴根儿扎住。她脸色黝黑，鼻子上挂着一层汗珠，两只有些斗鸡的漆黑眼睛里，闪烁着惊惧不安的神色。

她径直走进用红砖垒成的简易工棚。棚里摆着四张办公桌，桌上一部电话机，砖墙上挂着一张大图表，表上有黑路线，红箭头。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捏着电话筒，毕恭毕敬地说：“噢，陆队长，我是马大贵……进展挺顺利……有一台推土机发动机坏了……是轴瓦烧了……轴瓦，我跟驻在马桑的石油勘探队罗师傅联系过，他们那儿有……好好……喂，队长，昨天下午马桑小学的宋校长来电话，说她们小学今天上午来工地慰问……留她们吃饭吗？好好好。”

马大贵放下电话筒，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

“都怨你……我说不……你偏要……”姑娘的斗鸡眼里泪汪汪的。

“什么呀，你说的。”马大贵拉开抽屉找烟，找出一堆空烟盒。

“我怀孕啦！”姑娘斗鸡眼里的泪水流到腮上。

马大贵像中了枪弹一样，脸上的肉都僵了。他捏着那些烟盒，说：“你别胡说！”

“谁胡说了……你弄出来的事，你想办法吧……”

“只好去流产。”马大贵说，他终于找到一根烟，十指都哆嗦。

“我害怕……我不去……”

“你不去怎么办？我刚填了入党志愿书。”

“你就知道你自己，一点不替我想……我怕流产……”

马大贵站起来，冷漠地摩着她的肩，说：“你别怕，没事的，好多姑娘都流过产。”

姑娘把马大贵的手抓住，用嘴亲着，说：“大贵，我们快点结婚，什么丑都遮住了……”

马大贵抽出手，说：“不行，坚决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早晚不是要结婚吗？”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不去……”姑娘呜呜地哭起来。

远处响起了鼓乐声。马大贵跑出工棚，又跑回来，不耐烦地说：“行了，别哭了，马桑小学的宣传队来了。”

宣传队从平展展的柏油路上走过来。队伍前一杆红旗哗啦啦地飘。旗后是一个扎着大辫子穿着银灰色西服脖子上扎一根红领巾的高个红脸膛胖姑娘。几十个孩子一色白衬衣红领巾。

怀了孕的压路机手泪眼蒙眬地看着马大贵整容整衣地迎上去。少先队员们都停下。马大贵和那个胖姑娘热情地握手寒暄。那姑娘笑出一口白牙，脸像一朵牡丹花。阳光强烈，孩子们的雪白上衣和手中的乐器都亮得耀眼，从马桑镇方向爬过来的公路也亮得耀眼，碱土荒原上的勘探井架也亮得耀眼，筑路工地上笨拙地运动着的机械也亮得耀眼。她看着马大贵与漂亮的少先队辅导员亲亲热热的样子，心里泛起一阵寒冷，当年她在公路上慰问民工时那些灰白的记忆涌上心头，于是，泪水更密集地涌了过来。马大贵和辅导员亲切交谈着走过来。她扭转身，忍着上冲的哽咽，跑向那台洛阳制造的大功率的杏黄色压路机。

原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