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锁上门。”

“但是他们可以把门打开！复制一把钥匙并非难事。从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来看，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但是……”

“我是你的大夫，你应该听我的话。我要求你远离你的住所，静卧三天。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你在法国没有朋友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在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六个月来，我只埋头工作。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在巴黎。有一天，我到拉沙贝勒门附近去买东西，顺便登上了圣心教堂，从高处俯瞰巴黎，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埃菲尔铁塔挺立在市内，就象是一根插在帽子上的羽毛；与之相反，巴黎圣母院却深藏在一幢幢的房屋之间。我不太喜欢圣心教堂，因为它的外形就象是一块白色的大干酪，可是一旦登上它的顶端，景致却十分迷人。不过，一转身，我就把它置之脑后了。确实，除了我住所看门的女人——一个好心的妇女——和我那些可爱的‘同行们’以外，现在又加上你和你的朋友热罗姆，此外，我在巴黎进也不认识了。”

我一言不发地听着这一席长谈。我知道，我和托马斯在一起，我就用不着说话。我很喜欢克里斯托夫：他谈论任何事情都热情而纯朴；他的面孔开朗，棕色的双眸十分温和。我打心眼儿里想帮助他。他是化学家，我是工程师；他和我年龄相仿。我一句话没说，站起身去打电话：

“喂，妈妈！是呀，我是热罗姆。没事！一切都好。是啊，对不起，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愿刚才没有吵醒你。呵，你和平时一样在看书。那么，你愿意再多看一个钟头吗？因为我想带一个朋友来。他遇到一些麻烦，你一定要让他在家住几天……啊，你总是这样好！我知道，只要有困难就可以找你帮忙。好吧，一会儿见。”

托马斯和克里斯托夫默默地听着。我刚撂下电话，托马斯便放声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你母亲总是这样好。假如，你向她要月亮，她也会立刻替你去摘的。”

“行了！你今天说得不少了！现在该我出马了。”

克里斯托夫和我出发了。这是一个明朗的夜晚，空气清凉而潮湿。巴黎秋季，天气常常如此。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在第二十号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到奥尔良门以后，我们向左拐，疾驰在城外的大马路上。这样，车速可以更快，每小时行驶六十公里，一次也不用停车；只要车开到信号灯前，总会赶上绿灯，好象信号灯专门等着我们改变颜色似的。

克里斯托夫坐在我身旁。他一言不发，我也不去打扰他。我感到他心事重重，疲惫不堪。

到了圣克卢门，我们离开公路，转到市内的马路上行驶。

钱拉德内瓦尔衔和平时一样寂静、空旷。在这条街，用不着花很多功夫绕圈子，就可以找到停车处。这样的街在巴黎已是凤毛麟角，只怕好景不常。夜深人静，整条街沉睡着，真象是外省的街道。街上的咖啡馆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已关门，于是，整条街的生活也随之停息。

我的母亲一直在等侯着我们，门立即打开了。

“啊！你们来了！我都开始担心了。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夫。你能不能接待他几天？他会把自己的事讲给你听。天太晚了，我呢，该回去了。”

“刚才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你，我很欢迎你的朋友来住，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咖啡。先生，你看。我和儿子住在一个城市里，可是，半个月没见过面。现在他来了，为的就是马上向我告辞。”

怎能不留下呢？我心里明白，母亲宁愿由我来向她说明情况，因为她从未听我提起过克里斯托夫。

不过，克里斯托夫却立即帮助我摆脱窘境：“夫人，今天早上您的儿子救了我的命；今天晚上您又救了我的命！”

我们放声大笑。克里斯托夫说话的腔调好象在演戏，逗得人没法不乐。

“好妈妈，起快让他上床吧，他很需要休息。明天，他会把遇险经过讲给你听。现在，我要走了。晚安，再见！”

第二天，我很忙，一整天都没空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克里斯托夫的情况。我自己的家当然没有电话，等我九点钟以后返郊区时，咖啡馆都已关门，找不到打电话的地方了。有些方面，巴黎这个城市很现代化，可是，提到电话设施，巴黎郊区就和萨哈拉大沙漠一样糟糕。

第三天，我刚到办公室，老板的秘书就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赴纳威尔紧急出差。晚上，我回家已经很晚，还是打不成电活。在我的信箱里，有一封蒙卢日寄来的快信。信是母亲写的，她叫我当晚去一趟，并没有什么说明。我已经累得够呛，只好豁出去，让她等到明天吧。不用说，我心里十分担心，想必是克里斯托夫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我到的时候快八点了。八点对于巴黎来说拉不算“太晚”。在咖啡馆里，正是饭前唱开胃酒的时刻，也正是这时，小狗跟随着主人漫步在人行道上。一只一只的小狗在树下面煞有介事地东嗅西嗅，这时，主人们便谈论着气候的变化或者互相发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