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克里斯托夫，加油干吧！”

这次，一架没有炸弹的飞机带看我们的朋友飞走了。

（六）

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克里斯托夫的消息。我想他一定是在埋头工作，所以没空来信。我很想知道他是否终于制成了那种化学合成材科，就是他曾一再说过的那种“将会改变人类命运”的材料。

一天晚上，我在外地工作很久后回到家里。在投入我信箱中的一些广告宣传品中，我看到一封沉甸甸的信，上面打着英国邮戳。

“啊，克里斯托夫总算来信了，快看看。”

但是，我的快乐很快变成忧虑，从头几个字就明白了事情不妙。

克里斯托夫的信这样写道：

亲爱的热罗姆：

你过去曾与我患难与共，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我的遭遇并出主意帮助我。

十二月二日，我应该向我厂科研委员会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我自信已经找到了这种材料，如果还不够尽善尽美，起码也差不太多。这种材料几乎和钢一样坚硬，和木材一样柔软，和混凝土一样耐久！去年九月，由于还剩下几个实际问题要解决，上边派给我一个年轻的秘书戴维帮助我工作。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可以说很坏，我觉得他待人热情，但虚伪得很。啊，我第一个印象是正确的。但是，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这些初次的印象，尤其是初次的坏印象。往往想：我太苛求了，心太狠了。于是，人们努力改变看法。由于我们工作接触，我不由自主地和他越来越密切，最后，我和戴维几乎成了朋友。不久之后，我甚至邀请他上我家来。可是……好了，现在我应该讲讲我的事业的悲惨结局了。

十二月一日是个星期天。我把我的一切资料整理就绪，全部资料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三年漫长岁月的劳动果实就在眼前。如果我的方案被接受，那么，我的新材料就将投产。

四点左右，因为天气晴朗而凉爽，我决定去散步。很久以来，我都没有为了开心而散过步。我正想下楼，戴维进来了，我的母亲正在客厅接待朋友，所以，我请戴维到我的卧室去。他面色发白，局促不安。

“怎么，你的工作完成了？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吗？”他一面问，一面指着桌上那一叠资料。

“是的，都在这儿。”我不太情愿地回答。

“明天将是个伟大的日子，对吗？”

他的态度使我很不痛快，他的每句话都刺激着我。可是他呢，却舒舒服那地坐在我办公桌旁的一张扶手椅里，抽着味道难闻的劣质烟。热罗姆，你记得吗？我抽斗烟，但厌恶卷烟。

我正准备告诉他我要去散步，这时，电话铃响了，母亲在楼下叫我：“克里斯托夫，你的电话！”

谁会在一个星加天下午给我打电话呢？我从法国回来以后，没见过任何一个朋友，大部分朋友还不知道我已经回到伦敦。

我向戴维致歉，很不高兴地下楼去了，留下他独自呆在我宝贵的资料桌边。

一会儿功夫，我回来了。“别人”拨错了电话号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咕哝几句，反复问了三次他拨的是不是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挂上了电话。

我上楼去，戴维站在桌旁无其事地问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散一会儿步吗？”

“好极了！你来的时候，我正想去散步。”

“好，走吧！”

他又点了一支烟，我们就出去了。他非要我坐他的车兜风不可，因为他父母则刚给他买了一辆新轿车。他开车技木很糟糕，而我更喜欢溜达溜达。我请他让我回去，于是，他在离开我家几百公尺的地方和我分手了。

啊！热罗姆，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去后的情景，我简直没有勇气向你详细叙述。我只告诉你，我回家时，看到父母坐在客厅里，他们看上去面无人色，悲痛欲绝。所以，我立即问道：“出了什么事？”

这时，我嗅到屋里有一股烧焦东西的气味。他们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母亲轻声唤着我的名字，就象我儿时摔跤摔痛了在她怀中哭泣时叫我的名字那样。

热罗姆，你已经明白了，是不是？可是，我还要向你讲清楚。戴维来访时，我接到的电话并非打错了；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戴维有时间把打火机中的汽油倒在我的资料上。你还记得，我和他出去时，他点了一支烟，并把正燃烧着的火柴扔在我的废纸篓里。他乘我接电话时把废纸篓放在办公桌下。正放在那些资料的下方。他可能还多放了一些纸在废纸篓里，不过，这可是永远不会弄清楚了。我和戴维离开不大一会儿，母亲便闻到一种焦味。开始，她不知道焦味从何而来，当她明白了，就上楼到我卧室去。整个书桌都已着了火，但烟不多，所以，我想戴维一定在纸上浇了汽油，否则，会慢慢地燃烧，冒出浓烟。

热罗姆，你说这种事情难道真的可能吗？你、你的母亲，还有托马斯，你们对我那样好，那样忠诚，可是，这个戴维……我给工厂打电话，说明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至于戴维，他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到那儿去了。他应该知道，我并没有任何指控他的证据，所以，我无法控告他。当然，在火灾之前，他曾留在我的卧室里，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