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预定出发的日子，托马斯和他的一个朋友到我母亲家来“劫持”克里斯托夫。他们把汽车停在母亲家门口，那朋友坐在车里面，把着方向盘，发动机也没停火；托马斯站在大门左面的人行道上，保护克里斯托夫出来。克里斯托夫戴着墨镜和我父亲的一顶旧帽子，一直盖到眼睛，一瞬间，便上了汽车。托马斯坐在后座上，汽车全速开动，行驶在一条并非通往奥尔利机场的大道上。我在两条街以外等着他们。我的汽车行李箱中装着两个文件包。头一天晚上，也就是昨天陪着克里斯托夫的那依朋友，已经来把真正的资料取走，放在他的汽车行李箱中。所以，克里斯托夫是空着手上车的。

他们从我约定等候他们的地点经过时，车子放慢了速度，于是，我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行驶，注意提防任何车辆在我们横穿巴黎时，插到我们两车之间。早晨的交通如此拥挤，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费了牛劲，不止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朝我叫骂。我甚至闯了两次红灯，心中十分紧张，万一由于违犯交通规则而被迫停车，可太不是时候了。我在反光镜中担心地注视看我们周围的汽车，不过，没发现有人跟踪我们。

到了南郊的高速公路，我就把我的伯若４０４型汽车开得飞快。然后，按照约定的做法，我在飞往伦敦的售票口前和老朋友们会合。和平时一样，人很多。我们没有交谈，只是极力想猜出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可能是跟踪者。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观象，也没有看到那个无历不在的金发小个子（有时是黑发）。我们每次外出，他几乎都是我们神秘的旅伴。

这种正常的情况反而更令人担忧！然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们对既定计划不能做任何变更。可能他们象托马斯预料的那样，在伦敦等着克里斯托夫！

一切手续办完了。我们向托马斯告别，故意拖长握手的时间，互相嘱咐，然后，我们经过海关，安安静静地走入候机室。我们是去得最早的客人中的几个。我们把两个装满了资料（准确些说，装满了报纸）的大皮包放在身旁，然后聊起天来。真正的资料在４０１型汽车中，由托马斯的朋友小心地守卫着。

到了规定的时间，工作人员打开通往机场的门。照例，人人都往前冲，除了我们两个人。我们看到一位衣着入时的金发女郎最后才到，但她想尽办法要第一个进入机场。她不顾别人指责，一个劲儿往前挤。她拿着一个花色显眼、体积不大的小手提箱。我想，那里面一定装满了这类妇女必不可缺的美容用品。

几乎全体旅客都检过票了，我们还站在队尾。接着，我们又退了出来。

我们故意在衣兜里、皮包里找来找去，露出一副心急如焚的神气。工作人员催我们快一点儿，于是，我们走近门口向他解释，我们刚刚发现忘记带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所以，我们不乘坐这次班机了。

所有的人都已走出了候机室，最后的旅客都已登上了舷梯。这时，我惊奇地看到那个金发女郎从舷梯走下来。她的高跟鞋允许她跑多快，她就跑多快，朝着另一个出口冲了出去。

工作人员和我们都看到了她，便对她大叫：“夫人！夫人！从这边出去，别上那边去，那儿禁止旅客通行！”

她就象没听见似的，继续往那个出口跑。

工作人员大发其火：“这个女人是疯了吧！喂，先生们，你们怎么决定了？到底上不上飞机？”

（他拿我们出气。）

“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要乘另一班飞机。”

“那么，你们的票就作废了！你们的票已经检过了！”

“我们自认例霉吧！没有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出发。”

工作人员给了个信号，表示全体乘客均已登机，于是，撤去舷梯。

我们停留了几分钟，看着飞机起飞。

我心中不免有点儿怅然。要是能够乘坐这架飞机到伦敦去的话，付出多少代价我也愿意。他们是否在那里等着克里斯托夫？他们是否打算不追踪他了？他俩打算干什么？我们真的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吗？

我们找到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他们在出口处等着我们。我们一块儿到托马斯家去了，在那里度过下半天，等待出发的时刻。这回是真正出发了。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心中有个疑团真令人难受！托马斯的朋友把克里斯托夫那些宝贵的资料还给他，祝他一切顺利，然后，就告辞了。

三点半左右，托马斯想读一份医学杂志，但读不进去。他站起来说：“我下去买一份《巴黎晚报》，读读这种无聊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换换脑筋。”

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面无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