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我累极了。晚安，夫人。我很抱歉，害得您担惊受怕。”

（五）

就这样，克里斯托夫又一次安然脱险。可是，还能平安无事多久呢？现在，他怎样才能避免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呢？这些家伙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动，对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了了如指掌，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母亲和克里斯托夫不敢交谈了。他们发明了一种手语，类似聋哑人的做法。如果情况复杂，他们就互相写字给对方看。我们不再让克里斯托夫独自出门。由于他想找新住处，我的母亲就为他跑房地产介绍所，并去看别人介绍的房子。

目前，如果钱不多，想在巴黎找住处很困难。别人介绍给母亲的房子，她不是觉得太贵，就是觉得太阴暗、简陋，总是无法定下来。

一天晚上，她奔走了一天后回来，情绪比平时更坏。克里斯托夫对我们说（这天晚上我正和他们在一起）：“我想现在最好是回伦敦去。我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还需要做几次实验，检查某些化学反应，就可大功告成；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始投产。”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愁眉苦脸地互相看看，考虑着我们三个谁去接电话。这电话来得太晚了（已经十点多钟）。

一声、两声、三声，铃声不停地响着，于是我母亲站站来接电话：“喂！”

“啊，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里的声音这么响，连我都能听得见）。一个星期了，我想找热罗姆说话。三天以来，我给您至少打了二十次电话，亲爱的夫人！现在，虽然很晚了，我希望没有打扰您，请您把我朋友热罗姆，还有我们的病人的近况告诉我。”

毫无疑问，电话是托马斯打来的。我的熟人里面只有托马期会不等对方回答而提一连串的问题。

“晚上好，托马斯。”母亲若无所其事地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想找热罗姆说话吗？不行啊！不过，你可以和它的一个朋友谈谈。”

“谢谢，夫人，谢谢。既然您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明白怎么可以和热罗姆的朋友谈谈。”

“不明白也没有关系，我这就叫他来接电话。”

“喂，喂，”我捏着鼻子说，“请说吧，我去转达。你应该和他定个约会。注意，当心，所有的约会都被电子计算机记录下来。我再说一遍，被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电子计算机记录下来。喂，喂，你想怎么办？”

我的噪音很吓人，在电话那边，可怜的托马斯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可不是他的习惯——他不知道是应该笑呢，还是把电话挂上，是生气呢，还是耐心把事情搞明白。我想，他一定是好奇心占了上风（好奇是医生的通病）。

他听着，然后回答：“好吧，亲爱的先生，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可以见到我的朋友热罗姆？”

“在你们夏天喝咖啡的地方——当然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你们在那儿讨论物理，有时也讨论坐在你们周围的女孩子们的长相。行吗？不过，我告诉你，你见不到热罗姆，他没空，你只能见到他的弟弟。我再说一通，他的弟弟，行不行？”

“啊，亲爱的先生（我没有弟弟，托马斯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他肯定听出了我的声音），可是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时间。”

“和过去的时间一样。更确切些说，从原子分裂时开始计算的四个小时以后。”

“明白了！你可以告诉我昏迷者的消息吗？”

“先生，他死了！死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被活埋了。”

“怎么，你和我开玩笑吗？这件事我可真不懂了！”

“我告诉你他被活埋了，我并不是说地已经无形无踪了。那些知道上哪儿去看他的人还是可以见到他的。我说得太多了。好吧，你下星期去和热罗姆的弟弟见面，他的学派认为，每年第一天是七号。”

托马斯完全明白我约他明天在吕西安赫尔广场那个美丽的“爱弥尔”小餐厅会面。爱弥尔餐厅位于广场高处，它的露天座席地面狭窄，然而，无论冬夏都是阳光普照。所以，在附近的高级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主楼上课的大学生们，都喜欢在那儿聚会、讨论和说笑，然后，再回到课堂或实验室中去埋头苦干。即使最精明的侦探也不可能知道，我和托马斯过去一起上物理课时，曾每周两次在那儿会面。

此外，拉丁区的人行道上咖啡馆很多，况且我又没有明说我们要到拉丁区去。谁能知道我们过去下午三点左右下了物理课去喝咖啡，四点左右再分手？我说的“原子分裂时开始始计算的四小时以后”，就是晚上八点左右。我知道，这个钟点儿爱弥尔餐厅顾客寥寥无几。就算跟踪的人找到我们会面的地点，我也可以密切注视他们的动态。

下班后，托马斯和我几乎同时来到爱弥尔餐厅，露天座席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