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尼的小组试图量化他们的成功，于是我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大多是我每年在接受保险评估时做过很多次的了。也许一个中风病人对曾经瘫痪的那只手的自如使用程度更容易被客观地衡量，而我必须让每一个数值刻度都从底部升到顶端来表明正面情感。这些测试不但不会把我激怒，还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新的场合运用神经假体——这让我很开心，是那种我记得以前从没经历过的开心。除了被要求解释家庭环境里日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这个孩子、这个女人以及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心情好？谁心情不好？——他们还给我看了很棒的艺术名作的影像，从复杂的寓言性和叙事性的绘画到精致的极其简单的几何图像。除了让我听日常的语言片断和那种未加修饰的、因为喜悦和痛苦而发出的叫喊声，他们还给我放音乐和歌曲听，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时期、每一种风格的都有。

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某些地方不太对了。

雅各布采勒正在播放音频文件并记录我的反应。其间多数时候他是面无表情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但在他放完欧洲古典音乐中描述天国的一个片断、而我把它评为满分二十分之后，我捕捉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沮丧表情。

“怎么？你不喜欢？”

采勒含糊地笑了笑，“我喜欢什么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正在测量的。”

“我已经打好分数了，你现在不会影响我的看法。”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渴望任何形式的沟通，“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十八年。我甚至不知道这音乐的作者是谁。”他犹像了一下，“ＪＳ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能让人得到净化。”他伸手去碰到触摸屏，继续进行实验。

那他是在沮丧什么呢？我立刻知道了答案；我之前没注意到真是个傻瓜，可我实在是太沉浸在音乐中了。

我给每一项测试打的分数都不低于十八分。视觉艺术部分的测试也是如此。从我的四千位实际供体那儿，我继承的不是最低的共同特性，而是最大范围的品位集合——而且十天了，我还是没能给这个集合加上任何我自已的限制和偏好。

对我而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都是卓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幅完美的画。

也许我只是因为长期缺乏快乐，所以才会沉浸在任何能得到乐趣的地方。而要感到腻烦，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挑剔、兴趣集中、与众不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以后还会像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我脱口问道，开始时语气是有点好奇的，说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慌乱。

采勒停掉他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也许是阿尔巴尼亚、摩洛哥或者蒙古的颂歌，这我不太清楚，但这曲子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让我全身兴奋、精神高涨。

他沉默着权衡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你最好去和杜兰尼谈。”

杜兰尼给我看了她办公室屏幕墙上的一幅柱状图：在过去的十天里，每天神经假体内已经改变了状态——新连接的建立，已有连接的破环、削弱或加强——的人工神经突触的数量。植入的微处理器一直在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而且每天早上都会有天线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地接收数据。

第一天的活动很显著，那时神经假体正在适应环境；这四千份供体的开关网在它们主人的脑袋里也许都是十分稳定的，可是在装进我脑子里之前，这种综合版本从没被连在一起接到任何人的脑袋里过。

到了第二天，活动量大概只有第一天的一半了；第三天大概是十分之一。

但从第四天起，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背景噪音了。我零碎却开心的记忆显然被存到其他地方去了——既然我肯定没有得健忘症——在一开始的剧烈活动之后，界定幸福的神经回路就不再有其他变化和进一步的调整了。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任何倾向，我们便能放大它们，把它们向前推进——就像推翻一幢不稳固的、出现了要向某一特定方向倾倒的迹象的大楼。”杜兰尼听起来并不很乐观。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而这幢开关网大楼连微微晃动的表现也没有。

我说：“基因方面的因素呢？难道你不能读取我的基因组，从那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