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不会再被一首古典音乐、一首我之前从没听过或因为太有名、太无所不在而偶然听到过一两次、但毫无感觉的古典音乐俘获了。就在现在，在几秒钟之内，我已经摆脱掉了那种虚假的反应。

仍然还有希望。我仍然有机会使自己重生。我只要有意识地去做，一步一步地来。

德维希一边摆弄着键盘，一边开心地说：“我会把神经假体上所有主要系统的虚拟配件都编上颜色。你练习几天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不过要记得，有些体验需要两个或三个系统一起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没那么无趣，注意一定要降低红色的控制器，而不是蓝色的。”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嘿，别担心。如果你犯了个错，或者改变了主意，你可以随时再把它升回来。”

３

飞机落地时是悉尼时间晚上九点——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我坐火车来到市中心，本打算转乘火车回家，但在看到成群的人都在市政厅站下车后，我把行李存在一个储物柜里，也跟着他们来到了马路上。

病了之后，我来过城里几次，但没有一次是在晚上。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另一个国家待了半辈子之后——在经历了国外监狱里孤独的监禁之后——终于回家了。每件事情都让人迷惑。在看到那些似乎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但仍与我记忆不相符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眩晕感；每当我转过一个拐角，发现某个我从儿时起就记得的私人地标、商店或招牌已经不见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站在一家酒吧外面，站得很近，已经可以感到我的鼓膜在随着音乐的节拍而跳动。我可以看到里面的人，他们又笑又跳，与周围的人开怀畅饮，因为酒精的作用和伙伴的在场而面带兴奋。有些人脸上充满潜在的暴力，另一些则充满对性的期待。

现在我自己也可以直接加入到这个场面中。曾经埋葬了整个世界的灰烬已经散去了，我可以随意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几乎能感到这些狂欢者死去的表兄堂妹们——他们现在作为开关网的伴随物而重生，在听到音乐、看到知音后产生了共鸣——正在我脑袋里叫嚷着，求我赶快带他们到有生命的地方去。

我向前走了几步，被视线内角落里的某样东西转移了注意。在酒吧旁边的小巷里，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靠着墙蜷缩着，头埋在一只塑胶袋里。吸了几口气之后，他抬起头，暗淡的眼睛亮了起来，像管弦乐团的指挥一般幸福地笑了。

我向后退去。

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随即转身。一个男人冲我和善地笑着，“基督保佑你，兄弟。不用再苦苦寻觅了。”他把一本小册子塞到我手中。我凝视着他，对他的情况了然于心——他蹒跚在一条能随意制造亮氨酸脑啡肽的路上，但他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某种神圣的“幸福源泉”。我因为惊骇和怜悯而心头一紧。至少我还知道我的肿瘤。就连巷子里的那个倒霉孩子也知道自己只是在吸毒。

那酒吧里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音乐、伙伴、酒、性……边界在哪儿？什么时候理所当然的幸福变成了在这个男人看来如此空虚病态的东西了呢？

我步履蹒跚地离开，朝车站走去。在我周围，人们笑啊、叫啊，牵手，亲吻……而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被剥了皮即将解剖的尸体，显露出上千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精准地在一起工作的连锁肌肉。深埋在我内心的幸福机制一遍又一遍地自我识别。

现在，我完全相信杜兰尼真的已经把人类感知快乐的全部能力都塞到我的脑袋里了。但是要把这种能力纳为己有，我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比当初肿瘤迫使我接受时更加心不甘情不愿——即幸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幸福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但幸福也还不足以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起因——并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不管我感觉怎样，一旦我把全新的自我塑造成型，那我所有的选择有可能都是错的。

环球保险公司让我年底之前去把所有手续办好。如果我的年度心理评估表明杜兰尼对我的治疗成功了，那么无论我是否真的有工作，我都将被抛向更无情的私营社保机构。于是我在灯下徘徊着，想找到自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