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悖于我的回避疗法。”

“回避疗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医院。”

德维希笑了，虽然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只是在迎合我。发现自己能让别人真心地开怀一笑，这本应是一种乐趣——看来，我的那些感受快乐的传导通路的确都消失了。

他说：“我们的上一个病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她离开时大概和你差不多，站都站不稳。”

“有那么糟啊？”

“她的人造髋骨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灯火通明的大厅。

第二天早上——３月６日，星期一，做手术的前一天——我见到了手术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他们将完成整个手术的第一步，即纯机械的那部分操作：干净地刮除死去的神经细胞留下的无用孔洞，用小气囊撬开所有因为受挤压而闭合的空隙，然后在整个奇形怪状的空间里注满杜兰尼说的那种泡沫。除了十八年前分流器在我的脑袋上留下的那个洞，他们可能还要再打两个洞。

一个护士给我剃了头，并在我裸露的头皮上贴了五个参照点。然后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做扫描。最终结果显示，我大脑里所有死去空间的三维图看起来就像山洞探险爱好者的地图，上面画着一系列连在一起的洞穴，并夹杂着岩石、瀑布和坍塌的隧道。

杜兰尼那天晚上亲自来看了我。“当你仍处在麻醉状态时，”她给我解释道，“泡沫会开始固化，与周围组织的第一批联系也将建立起来，然后微处理器将指挥聚合物形成我们选来作为起始点的开关网。”

我不得不迫使自己说话；我问的每一个问题——虽然措辞礼貌、清楚恰当——都让我觉得痛苦难堪，好像我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请她帮我清除掉头发上的粪便。“您是如何找到一个能用的开关网的呢？您扫描过志愿者的人脑么？”我会作为吕克德维希的一个克隆体——继承了他的品位、他的抱负、他的情绪——从而开始我的新生吗？

“不，不用这样做。有一个国际健康神经结构数据库，它的数据来源于两万具死时脑部未受损的尸体。这比断层摄影技术更精确；大脑被冷冻在液氮里，由一个带金刚钻头的切片机进行切片，然后这些切片被着色，并被拍下电子显微照片。”

我的脑袋在她不经意调用的海量数字前怔住了；我已经完全对计算没感觉了。“所以你会用数据库里的某些合成品？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选取一些典型的结构用在我大脑里？”

杜兰尼看起来想把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但她显然是个对细节要求一丝不苟的人，而她的解释还没有细致到让我觉得智力不济的地步。“不是的。这更像是多重曝光，而不是单一的合成品。我们使用了数据库里的大约四千份记录，全是年龄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男性；在某一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Ｂ相连，而在另一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Ｃ相连……到了你这儿，神经细胞Ａ则会和Ｂ、Ｃ都相连。所以作为起始的开关网，理论上来说会被‘消减’成将其构建起来的这四千个样本中的任意一种。但实际上，你将把它‘消减’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这听起来比成为一个情绪上的克隆体或者弗兰肯斯坦般的混合物舒服多了；我会成为一尊已经雕出大概轮廓、只是细节之处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塑像。但是——

“怎么‘消减’它呢？我怎么样才不会变成其他人，而变成……”变成什么呢？让十二岁时的自己重生吗？还是保持现在三十岁的年龄，作为四千名死去的陌生人的混合体而活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弱；我仅有的那么点儿觉得自己不是在胡言乱语的信心也消失了。

杜兰尼似乎也变得有点儿不太自在——不管怎样，我对她的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她说：“你的大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部分是完好的，那些地方保存了一部分丢掉的记录：和成长经历有关的记忆，和曾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事物有关的记忆，以及没有被病毒摧毁的先天结构片断。神经假体会一直自动发挥作用，直到与你大脑中的其他部分相适应——它会和所有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而且工作效果最好的连接会在互动环境中被强化。”她想了一会儿，“你可以假想一种假肢，一开始用的时候问题很多，但随着你的使用，它会自我调整：当够不到你要的东西时，它会伸长；意外碰到什么东西时，它会缩短……直到大小、形状都和你活动时存在于幻觉中的肢体相符。而那幻觉本身不过是对失去的血肉的想象。”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尽管我很难相信自己褪色的记忆会包含足够多的信息来在每一个细节上重建它们幻觉中的主人，很难相信这幅关于我曾经是谁、我又变成了谁的拼图，可以根据些许模糊的提示和四千张掺杂在一起的描述幸福的碎片拼出来，但我的这个想法可能还会让我之外的其他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没有把它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