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住进一间神经病科病房时，我大脑中坏死的区域已经能清楚地显示在一张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上了。但就算可以早点确诊，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过程。

而且，显然没人能到我的颅内把我感受幸福的机制复原。

２

十点的时候，闹钟把我叫醒了，但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力气活动。我掀开被单，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咕哝着脏话，试着避开这逃不掉、也本不应该在意的结局。不管今天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逛了商店，还买了些冷冻食物之外的东西），也不管是多大的好运降临到了我头上（保险公司在我必须交房租之前支付了保险金），明天醒来时，我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变。这几个字概括了一切。但我早就接受了这一切，再没什么事情好让我失望的了，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坐在这儿，第一千次为这一创伤而哀叹。

对吧？

他妈的。只要动起来就好。

我吞掉“早上”要吃的药，是六颗我昨晚拿出来放在旁边桌上的胶囊，然后去上厕所。我排出的尿液颜色很黄，都是上一剂药的代谢物。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抗抑郁药能真的把我带入“百忧解天堂”，但这种药至少能让我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把我从全然的紧张症及其带来的流质食物、便盆和擦浴中解救出来。

我把水泼在脸上，试图想出一个在冰箱有一半儿还满着的情况下离开公寓的借口。整天这样待着，脸不洗，胡子不刮，确实让我很难过：脏兮兮又无精打采的，像只可怜的寄生虫。但还是得再过一个星期或更久，这种自我厌恶的力量才会强烈到让我活动起来。

我看着镜子。食欲的不振不仅“互补”了锻炼的缺乏——我感受不到碳水化合物能带来的享受，就像我领会不了跑步者的乐趣——而且还让我能数数胸前松弛的皮肤下的肋骨数目。我三十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虚弱的老头。我把前额抵在冰凉的玻璃上，因为一些残留的本能告诉我，这样做也许能让感官榨取出零星的快感。但是没有。

在厨房里，我看到电话上的灯亮着：有信息在等我接收。我回到厕所，坐在地上，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坏消息：应该没有人过世，我父母也不可能再离一次婚。

我走到电话边，打开显示屏。上面出现了一张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的脸，只有拇指指甲那么大，不是我认识的人。她叫Ｚ杜兰尼，是开普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这则信息的主题是：“修复性神经再造术的新手段”。这让事情有了点儿变化；大部分人看到我的临床报告时都只是很随意地扫几眼，认为我大概是有点儿反应迟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没有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杜兰尼博士的“敬意”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在我看来，不管她有多努力，这种疗法也只是海市蜃楼。

与“医疗圣殿”的无责任保险协议让我有了一份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生活津贴，并可以报销经医院认可的医疗费。我没有足够的大笔现金可以使用，但任何有可能使我在经济上获得自给自足能力的治疗，其费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酌情全额赔付。对环球保险公司而言，他们需要支付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我死之前还要支付给我的所有生活费——正在不断减少，而全球范围内的医疗研究基金也正在减少。有关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至今为止，我接受的大多数治疗都使用了新的药物。药物使我不再需要慈善机构的照顾，但若指望这些药物能让我变成一个快乐的普通工薪族，就如同指望药膏能让断掉的四肢再长回来一样不切实际。从环球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为更先进的治疗手段支付费用意味着要拿更多的钱冒险——这种观点无疑将让负责我这件案子的经理埋头于保险统计数据库。既然我仍然很有可能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自杀，那么没有必要总是匆忙作出支付决定。便宜的疗法值得一试，但任何激进却有可能成功的提议就一定通不过风险／成本分析。

我双手抱头跪在屏幕旁。我可以删除掉这则未读的信息，让自己免于那种清楚地知道将错过什么的挫败感……可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感觉也同样糟糕。于是我按下了播放键，然后转开脸——就算对着一张录下来的面孔，我也羞愧难当。我知道为什么：在我脑袋里，传递积极的非语言信息所必需的神经通路早就没有了，但那些对诸如拒绝、敌视等回应有反应的神经通路不仅仍旧完好，而且变得四通八达、高度灵敏，不管真正的事实是什么，都能在感觉的空白处填上高强度的消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