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几个月来第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梦到那肿瘤如同有爪的寄生体一样在我颅内四处敲打。我能听到它的硬壳敲在骨头上的“咔嗒”声，就像困在果酱瓶里的蝎子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很害怕，出了一身的汗……解放了。我的恐惧很快便被熊熊的怒火所取代：我曾经不得不与肿瘤妥协，但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勇敢地面对它，可以在心里将它骂个痛快，带着自认为理听当然的火气将这恶魔驱逐出去。

对已到穷途末路的肿瘤穷追猛打，这没有想象中那样令人激动，我反而有些失落。尽管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感觉，但也不能全然无视这么一个事实：认为正是我的怒气在驱逐肿瘤，这其实根本就是颠倒真正因果关系的做法——这就好像是看着铲车从我胸前移走大石，然后却假装是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将其搬走的一样。不过对这些迟来的倩绪作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后，我也就没再深究了。

住院六个星期后，我所有的扫描图都变干净了，而且我的血液、脑脊液和淋巴液中都没有出现转移癌细胞的蛋白质标记。但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些抵抗力强的癌细胞，所以他们给我用了一个疗程截然不同的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疗程很短，但用量很大，而且与疱疹感染无关。他们先给我做了睾丸活组织检查——在局部麻醉的作用下，我感觉的是尴尬，而不是疼痛——然后又从臀部取了骨髓样本。这样一来，如果药物从根源摧毁了我制造精子的潜力和供给新鲜血液细胞的能力，它们都还可以被恢复。我开始掉头发，胃壁出现溃疡，呕吐的次数更多，也远比刚确诊时痛苦。但当我发出哼哼卿卿的声音想博取同情时，一个护士冷冰冰地告诉我，岁数只有我一半大的孩子也要忍受好几个月同样的治疗。

仅用这些传统的药物是永远没法治好我的病的，但作为一种收尾措施，它们大大降低了复发的几率。我发现了一个很美的词：细胞凋亡——细胞的自杀，一种程控式的死亡——并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重复。最后我几乎是在享受这种恶心疲惫的感觉了；我越觉得凄惨，就越容易想象这些肿瘤细胞的命运：在细胞毒素命令细胞自杀时，细胞膜像气球一样炸开或瘪掉。在痛苦中死去吧，可恶的渣滓！也许将来我可以编一个与之有关的游戏，甚至是一系列游戏，就以这波澜壮阔的第三阶段化疗作为高潮：大脑保卫战。我将因此名利双收，而且有钱还给父母，生活也会真的变得很完美，就像肿瘤曾经使我认为的那样。

十二月上旬我出院了，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我父母一会儿神情谨慎，一会儿又面露喜色，好像他们正在慢慢消除那种担心高兴得太早会遭来报应的想法。化疗的副作用消失了：我的头发都长回来了，只有当初插入分流器的那一小块地方还是秃的；而且也不再有把食物吐出来的困扰了。现在回到学校去上课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就到年底了，所以我的假期便直接开始了。在老师的组织下，班上的同学给我发了一封老套、空洞的慰问电子邮件。我的朋友都到家来看望了我，他们带着一点点的窘迫和无措，欢迎我从死亡边缘回来。

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难过呢？我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老爸老妈每天总有一个人在家把我像皇帝一样伺候着——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我自己的空间，如果我想坐在电脑前十六个小时，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为什么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湛蓝的大空时，那进入眼帘的第一缕日光会让我想把脸埋到枕头里，咬牙低语“我真应该死掉，真应该死掉”？

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丝乐趣。我喜欢的网络杂志和网站不能，我曾经深深痴迷的津巴布韦音乐不能，那些脂肪超多、糖分和盐分都超高的垃圾食品也不能。没有什么是我现在想要的。无论什么书我都读不完一整页，程序代码也写不过十行。我无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没有任何想上网的念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沾染着一层让人窒息的恐惧与耻辱。我唯一想到的能作为这种感觉参照的画面，出自我在学校看过的一部关于奥斯威辛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以一个很长的推拉镜头开始，摄像机缓缓地移向集中营的大门。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一沉，已经很清楚里面发生过什么。我不是在妄想；我那时并不相信我周围每一种闪亮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某些难以言表的邪恶。但每当我醒来看到天空时，便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正注视着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

也许我是在害怕肿瘤会复发，但也没有那么害怕。病毒疗法在第一回合的速战速决还是很让人信赖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觉得自己很幸运，也知道感恩。可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死里逃生有什么好开心的，就像当初因为脑啡肽而处在极乐状态时怎么也不会觉得难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