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袋里被装入了一个脑室分流器。那是一个纤细的管子，被深深地插进我的颅内。它的作用是在医生进行消除主要肿瘤的操作时，降低我的颅内压力。手术计划在周末实施。肿瘤专家梅特兰医生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手术过程，并告知了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不适。现在我已经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

虽然最初的打击已经逐渐过去，但我那深陷痛苦中的父母还是决定不能就这么待着，什么都不做，认命地接受我可能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活到成年的命运。他们满悉尼地打电话，甚至打到悉尼以外更远的地方，只希望能找到其他的选择。

我母亲找到了黄金海岸②的一家私人医院——那是总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连锁“医疗圣殿”在澳大利亚的唯一分院。那里的肿瘤科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髓母细胞瘤的方法。他们将经过基因改造的疱疹病毒注入患者的脑脊液，这种改造后的病毒只会感染能自我复制的癌细胞。之后，只能被这种病毒激活的一种强效细胞毒素会杀死这些感染了的癌细胞。不考虑手术的风险，这种疗法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能使病人多活五年。在这家医院的网页上，我自己查到了治疗所需的费用。他们给出的价格包含了所有的开销：三个月的食宿、所有的病理和化疗服务，以及所有使用的药物，总共六万美元。

【② 黄金海岸：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太平洋沿岸城市。】

我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在工地工作，母亲是商场里的售货员，我是他们的独子，所以我们家的生活远称不上贫困。但要筹得那么多钱，他们还是得再次贷款。这样他们便又多背上了十五到二十年的债务。而且，三分之二与百分之八十相比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听到梅特兰医生提醒他们说，这两个数字实际上是没法比较的，因为病毒疗法才刚出现没多久。他们本应该听取她的意见，坚持传统疗法。

也许我在脑啡肽作用下的平静反应刺激了他们；也许如果我还是原来那样阴沉、难相处，或者表现出全然的恐惧而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勇敢，他们就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我永远也没法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不管怎样，都不会减少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因为脑啡肽没有充满他们的脑袋，所以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也能如我一样对它带来的后果无动于衷。

在飞往北部的飞机上，我一直握着父亲的手。我们之间以前总是有点隔阂，因为我们对彼此都多少有些失望。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更壮实一点，更爱运动，性格更外向。而在我看来，他总是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将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不可靠的陈词滥调和口号上。但在那一次旅程中，虽然我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却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正转化成一种强烈的、充满保护欲的父爱。我很惭愧自己以前那么不尊重他。我脑中的亮氨酸脑啡肽让我相信，这件事过去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

从马路上看，黄金海岸的“医疗圣殿”很可能被认为又是一家临着海滩的高层饭店；就是从里面看，它也和我在荧幕上看到的饭店没有多少不同。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台比床还宽的电视，配有网络电脑③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如果这些是用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的，那么目的达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测试后，他们开始把点滴注入我的脑室分流器——一开始注入的是病毒，三天之后加入药物。

【③ 网络电脑：指几乎只通过网络完成操作的轻量级计算机。】

肿瘤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缩小了；他们给我看了扫描图。我父母看起来既开心又茫然，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怎么指望这个百万富翁们前来做包皮手术的地方真的能对我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收他们的钱，给他们个安慰，然后在我的病情每况愈下的时候说些高水准的模棱两可的话。但肿瘤仍在继续缩小，当它连着两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后，肿瘤专家立刻把整个治疗过程重复了一遍，之后核磁共振成像屏上显示的卷须状物和黑糊糊的团状物又开始继续变少、变淡，速度比以前还快。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肆无忌惮地开心了，但我却越来越不自在。我把这简单地归咎于亮氨酸脑啡肽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因为肿瘤一直以来释放了太大剂量的亮氨酸脑啡肽，所以理论上来说已经没什么东西能让我有更好的感觉了——如果我已经被带到了幸福的顶点，那我便无路可去，只能往下退了。那样的话，我开朗性情中出现的任何阴郁情绪只会证实扫描图带来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