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我所能，认真听杜兰尼博士解释她是如何治疗中风病人的。组织培养神经细胞移植是当前的标准疗法，但她却是把经过精心配置的聚合物泡沫注入受损区域。泡沫释放的生长因子能把轴突和树突从周围的神经细胞上吸引过来，而聚合物本身被设计成一个电化学开关网。借助散布在泡沫中的微处理器，最初无定形的开关网按计划首先会代替死去神经细胞发挥作用，然后做出适当微调，与某个具体的接受者相容。

杜兰尼博士一一列举了她取得的成功：视力恢复了，语言恢复了，能活动，能自制，有欣赏音乐的能力。我的缺陷——以失去的神经细胞、突触或是原始体积来衡量——不属于她至今治愈的所有神经损伤中的任何一种，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有挑战性。

我近乎冷静地等着她最终抛出一个价值六位数或七位数的圈套，但屏幕中的声音说：“如果你可以支付自己的旅费和住院三个星期的花销，我的研究经费可以负责治疗本身的费用。”

我把这段话反复听了很多遍，想试着找到一种没那么讨人喜欢的理解——通常我很擅长这样做。当这种尝试失败后，我下定决心，给杜兰尼博士在开普敦的助手发了封邮件，请他解释清楚。

没有任何误解。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在余下的生命里恢复健康，而所需费用只相当于服用一年那些仅能让我维持清醒的药。

准备这么一次南非之行当然不是我能做到的，可一旦环球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么一个机会，两大洲的分公司会一起为我积极行动起来。我需要做的就只是克制住取消所有这一切的冲动。一想到要再度住院，再一次体会那种无力感，就让我很不安，但是预想这种神经假体的潜力本身就像是在世界末日盯着日历瞧一样多此一举。２０２３年的３月７日，要不我就将到达一个更广阔、更多彩、更美好的世界……要不就会被证明我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希望最终破灭了，也远没有另外一种结果让我那么害怕；那种结果和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更容易想象得到。我唯一想得出的和幸福有关的场景是，自己仍是个孩子，开心地跑着，最后融入到阳光里——一切都那么美好，让人向往，但就是少了点儿有真实感的细节。如果我曾想过化为一缕阳光，早就割腕自杀了。我想有一份工作，想有一个家庭，想经历平常人的爱情，也想有适当的抱负——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被剥夺了的东西。但我想象不出如果我终于得到了这些，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无法在二十六维空间里描述每天的生活一样。

登上清晨离开悉尼的航班之前，我一夜没睡。一位精神病科护士送我去机场，但在去开普敦的路上并没有坐在我旁边看护我，让我保留了一点颜面。在飞机上，我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和偏执症作对了。难过焦虑的情绪折磨着我的大脑，我得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为它们找原因。飞机上没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杜兰尼的方法最终不会是个骗局。我成功地粉碎了这些“解释性的”妄想……但是和以前一样，我仍旧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觉，甚至就连把自己纯粹的病理性抑郁和任何人冒险做脑部手术前都会有的正常焦虑清楚地区分开，我都做不到。

不用总是努力把两种事物区分开，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忘掉幸福；就算未来充满了无助的痛苦，但只要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也算是一种胜利。

来机场接我的是杜兰尼的一个研究生吕克德维希。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洋溢着自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把那误读成轻视。我突然有陷入困境的感觉，很无助；他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们让我自己来做什么的话，那么整个治疗流程绝对会进行不下去。到达位于开普敦市郊的医院时，已经过了午夜。横穿停车场时，小虫子的叫声听起来不对，空气的味道闻着有说不出的陌生感，天上的星星也看起来像高明的仿制品。在我们快到入口时，我膝盖一软，跌倒了。

“小心！”德维希扶我站起来。我在发抖，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看到自己的样子觉得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