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开始担心了。他们把我拖到心理医生那儿进行“痊愈咨询”。这个想法和其他事情一样让人讨厌，但我实在懒得去反对。布赖特医生和我讨论说，也许我之所以在潜意识里选择让自己觉得不幸，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把幸福和死亡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也许我内心很害怕如果又有了得肿瘤时的主要症状，肿瘤就会复发。对这种肤浅的解释，我既有点儿不屑一顾，又有些愿意相信。我希望，如果自己承认了这种隐忧，便能将它暴露在阳光之下加以审视，这样一来，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便会消失。但是，那种任何事情——包括鸟的鸣叫、卫生间瓷砖上的图案、吐司的气味，以及我自己手的形状——都会让我产生的悲伤厌恶的情绪却有增无减。

我想知道，是不是得肿瘤时产生了太多的亮氨酸脑啡肽，因此导致我的神经细胞减少了相应受体的数量；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对亮氨酸脑啡肽产生了耐受性，就像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会因为身体产生堵塞受体的天然调控分子而对镇静剂产生耐受性。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之后，他坚持让我去和布赖特医生讨论。布赖特医生装着很感兴趣的样子，但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并没有真的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一直告诉我父母，我的所有感觉都是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十分正常的反应，我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耐心和理解。

新年一开始，我匆匆进入了中学。但我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就坐在那儿盯着课桌发呆，于是学校做出了安排，让我在网上学习。在家里，我确实可以用我的方式，在纯粹的、让人无法正常行动的悲伤情绪的发作间隔期，在如行尸走肉般麻木无知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学习学校的课程。同样，在心情相对明朗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思考可能导致我痛苦的原因。我查阅生物医学文献，发现了一篇研究高剂量亮氨酸脑啡肽在猫身上产生的作用的文章，但文章似乎认为任何耐受性都只是短期的。

后来，三月的一天下午，我盯着一张感染疱疹病毒的肿瘤细胞的电子显微照片——我本来应该在研究那些已故的探险家——终于想出了一个说得通的解释。病毒需要特殊的蛋白质来与它要感染的细胞结合，从而能有足够的时间使用其他工具来穿透细胞膜。但如果病毒从肿瘤自身冗长的ＲＮＡ转录体上复制了亮氨酸脑啡肽的基因，那它也许就不仅仅是可以附着在自我复制的肿瘤细胞上了，它也能附着在我大脑里每一个带有亮氨酸脑啡肽受体的神经细胞上。

而其后，只有在受感染的细胞内才会有被激活的细胞毒素产生，并杀死了所有被感染的细胞。

因为不再有新的输入，那些由死掉的神经细胞刺激产生的通路正在消亡。我大脑内中每一个能感知幸福的部分都正在死去。虽然有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心情是各种力量调和的产物，就算只是一点点的抑郁情绪，可如果没有东西去压制它，它也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每一场心情角力赛。

我什么都没跟我父母说；我不忍心跟他们说，他们打的这场仗为我赢来了最大的生存率，却可能让我变成残废。我试着去联系在黄金海岸时我的主治肿瘤医生，但我的电话总是被一段自动播放的莫扎特音乐屏蔽掉，邮件也没有回复。我独自去见了艾什医生，她很有礼貌地听了我的推测，但拒绝帮我引见一位神经科医生，因为我的症状都是心理方面的：对我的血液和尿样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临床抑郁症的标准标记。

心情明朗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自己每天待在床上盯着昏暗的房间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陷入了单纯的绝望中，我的感觉与现实的一切都彻底脱节，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绝望显得无比荒谬：我所爱的人没有被屠杀，癌症也基本痊愈了，我也仍能分辨出我的感觉与那种合情合理的真正的悲伤或恐惧之间的差别。

可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忧郁，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情。我唯一能自由选择的就是到处寻找原因来解释我的抑郁情绪——假装这是自己在遭遇了一连串阴谋导致的不幸后最自然的反应——或者置身事外，把它看成是无用、麻木、如同瘫痪了的身体一般的情绪外壳强加给我的外来物。

我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软弱、不知感恩；他只是默默地退出了我的生活。母亲一直在尽力跟我沟通，试着安慰或刺激我，但我也只能握握她的手作为回答。我并不是真的瘫痪了或者看不见了，也没有失语或是变傻。可是所有我曾待过的、灯火通明的世界——现实的或虚拟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思想的或情感的——都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它们被埋在了迷雾里，埋在了粪便里，埋在了灰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