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的第一个白天，我黎明时分便醒了，坐在电话旁边，开始翻找。我原先的网络空间已经被存档了；按照现在的行情，存储费大约只要每年１０美分，而我户头上仍有３６．２０美元。这份载满信息的奇异“化石”，因为运营商的接管与合并在几家公司间辗转了四次，却仍完好无损。通过使用各种工具对这些老式的信息格式进行解码，我把过往的生活片断拖到了当下来加以审视，直到这样做让我太痛苦而无法再继续。

第二天，我花了十二个小时来打扫公寓，清理每一处死角，听我以前下载的津巴布韦音乐，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而且吃得狼吞虎咽。虽然我已经可以让自己像十二岁时那样喜欢高盐分的垃圾食品，但我选择——完全是出于非受虐的、实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道德高尚——不对任何毒性比水果大的食物产生兴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胖起来——虽然当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或是在电话上使用形象模拟软件时，我知道基本上什么样的体格都能令我满意。那个神经结构数据库一定是收录了一大批自我形象很理想的人，或者他们死时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

我再次选择了实用主义。我有许多没做的事情要去做，如果能避免，我不想在五十五岁就死于心脏病，于是我通过形象模拟软件把自己的形象变肥，并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满意度降为０。但死盯着得不到或者荒谬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对施瓦辛格的外表也做了同样的设置。我选择了一具瘦长而结实的身体——当然是在软件允许的范围之内——赋值１６（最大值是２０），然后开始跑步。

一开始我跑得很慢。虽然我记得自己还是孩子时，可以轻易从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但我还是很小心，绝不把运动的乐趣抬升得过高，以至于忽视了伤痛的存在。当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一家药房想买些药膏时，发现他们在卖一种叫做前列腺素调节剂的药。这是一种宣称能够在不减少任何关键修复过程的情况下把伤害降到最低的复方消炎药。我很怀疑，但这药用起来似乎的确有效；第一个月仍然会感到疼，但我既没有因为自然的肿胀而跛脚，也没有忘记自己扭伤了肌肉。

一旦我的心脏、肺和小腿被惨叫着从它们原先萎缩的状态中拽了出来，感觉就好多了。我每天早上都要绕着家后面的马路跑一个小时，然后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绕着城市跑。我并不强迫自己每次都跑得比上一次快；不管怎样，在运动方面我没有任何抱负。我只是想行使我的自由。

很快，跑步和我的生活融为了一体。我能把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和四肢在运动中的感觉当成一种享受，或者把那些细节淹没在满足感里，就像在火车上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看风景一样。在收复了自己的身体之后，我开始去开拓郊区。从紧挨着雷恩库弗河的几片森林到帕拉玛塔大道一成不变的丑貌，我像发疯的测绘员一样来回穿越着悉尼，把风景用看不见的测量工具测好后收到脑袋里。我重重地踏过格莱德斯维尔大桥、艾恩库弗大桥、皮尔蒙大桥、迈德班克大桥和海港大桥，一点也不担心脚下的桥面会坍塌。

我也曾怀疑过。我没有被内啡肽麻醉——我没有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但感觉仍旧好得不像是真的。这种感觉是像在吸毒吗？也许我的祖先们在追逐猎物、逃避危险以及为了生存而划分领地的过程中也得到过相同的乐趣，但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只是愉快的消遣。

不过，我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伤害他人。我恪守着这两条从自己内心那个死掉的孩子那儿得来的原则，继续跑步。

在三十岁的年龄经历青春期很有趣。病毒理论上并没有让我性无能，而只是剥夺了我能从性幻想、性刺激和性高潮中得到的快感，还部分破坏了我脑丘下部调控荷尔蒙的路径，这让我没剩下任何能称之为性功能的东西。我的身体会在偶尔发作的、毫无乐趣可言的痉挛过程中排出精液；因为在勃起时前列腺没有分泌正常的润滑物质，每次讨厌的射精都会让尿道内壁有被撕裂的感觉。

当所有这些都发生变化时，给我的撼动是很大的——即便我处在相对的性衰老状态之中。与梦遗相比，自慰的感觉棒得不可思议，而且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想让自制力介入去压制它。但我不需要担心它会让我对现实的事物失去兴趣；我发现自己在马路上、商店里和火车上总是直直地盯着人看，直到经历了极度的恐惧和修复性的调整之后，我终于靠毅力戒掉了这个习惯。

开关网让我变成了双性恋，而且虽然我很快就手忙脚乱地降低了自己的欲望，使它远远低于数据库中大多数男性供体的水平，但到了要选择是做正常人还是同性恋时，一切还是变得危险起来。开关网并不是所有供体的平均值——如果是的话，只要关键时刻大多数供体投票反对，我自身存活下来的神经结构体系就不可能掌握支配权，而杜兰尼原来的期望也就破灭了，所以我并不仅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同性恋；两种可能性是相等的，消除其中任一种的想法都让人不安，像被毁容了一样，似乎我已经和两者共存了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