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请别这样。您还想再发几回心脏病啊？安静下来吧。”

奥列格双手叉腰，低着头瞪着眼看着那些卫兵，他是想吓唬他们。“你们队里有个叫瓦西里的人吗？”

卫兵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同志？”

奥列格开始在队列前踱着步，时不时地叫着那个名字。科罗廖夫摇了摇头。这个幸运的人显然没有同政治犯打过交道——当然他自己除外。

“来，咱们跟着奥列格，”科罗廖夫对阿克肖诺夫说。“慢点儿，注意——慢点儿。”

“我就是那么打算的。”阿克肖诺夫说。

科罗廖夫现在想不起自己从车窗望见的脸是在队伍的后面，前面，还是中间，（要么是在云里？一丛杂草中？）所以他在走过那些囚犯时，盯着每个人的脸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瓦西里。但是当他往前走时，另外一个更加可怕的认识明晰起来。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呆滞的目光，长长的胡须，苦难的疤痕—一长得和亲兄弟一样。有谁能够区分得出他们谁是谁呢？

科罗廖夫在队伍前面停了下来，虚弱地冲着面前的卫兵微笑着，又回头沿着队列看了看。

“对不起，”科罗廖夫说，“你们都能理解吗？我真的很抱歉。我的朋友们，我想我要歇一会儿。”

在阿克肖诺夫和奥列格的帮助下，他低下身子，坐在杂草丛生的沟边，像星星的引擎一样疲劳①。

【① 白天时看不见星光，好像是在亮了一晚上后，星星的“引擎”已经疲倦，无法发出足够的光亮。】

“走吧，”奥列格嚷道，于是在哨声中，这个让人悲痛的队伍又战栗着动了起来。卫兵在经过时看着科罗廖夫。他听见他们开始嘟囔这些科学家们变得多么古怪，成天价满脑子全是外层空间。科罗廖夫大笑起来，接着就被那天最剧烈的咳嗽攫住了。

“我去取车。”奥列格说。

咳嗽平息后，科罗廖夫用眼睛瞟了一眼身旁的阿克肖诺夫。“你的老总身体太差，”他说，“你想调走吗？

“当然，老总，把我送到月球上去吧。那个瓦西里是谁？”

科罗廖夫摇摇头，把大衣紧了紧。“一个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人。在劳改营里。”

“科累马劳改营。”

“是的。他在吃饭时倒下，给拖走了。我得到了他的一片面包，享用了它。可能我是为此内疚，我不知道。我猜他已经死了。我想他是死了。对，我肯定他死了。”

“他死去了，您活下来了。这没什么好内疚的，老总。您一直都在想着瓦西里吗？”

科罗廖夫笑了。“同志，在这二十年里，我一次都没想到过瓦西里，直到几分钟之前在车里才想起他。然后就想起了那一切。就像彗星一样，离开得太久了，大家都忘了，是不是？然而它一直在那里，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圈，现在又回来了。就像咱们这儿的奥列格一样可靠。是的，谢谢你，奥列格。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完。阿克肖诺夫。”

“什么，老总？”

“听我说。今晚我去莫斯科，回医院去。我希望一周后回来，或许要两周。卫生部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术，是痔疮手术。我下面出问题了。”

“严重吗？”

“严重。那是我的屁股，对吧？是的，我的屁股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打岔了。你还有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用喷气装置——”

“——探索宇宙空间》，有，老总，您知道我有的。”

“我离开期问，我要你把它重读一遍。仔细读每一个字。研究每一幅图。就当是你第一次读它，就当没有卫星，没有加加林，没有太空行走，没有宇航员。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呢，我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最近老得太快了，阿克肖诺夫，而且恐怕把你也带老了。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展望的新的奇迹，我们就又会重新品味天空，又会大为惊异了。”

九、莫斯科，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

卫生部长靠在消毒室隔壁的墙上，享受最后一支香烟。在光线已暗淡下来的走廊里靠近电梯的地方，挤着一群即将给他充当助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两个人朝他这边望过来，又回避着他的目光。

毫无疑问，他们是害怕在祖国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眼皮底下工作，因此正相互打气呢。他们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但他们清楚自己不会为了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做手术而在下班后让人急匆匆地送到这儿来的。他们知道勃列H涅夫主席亲自等候着手术的结果，这是卫生部长在简短的情况介绍会上告诉他们的。

现在他注视着他们，微笑着，宽容地摇着头，喷着烟圈。虽然这些辛勤工作的男女并没有意识到，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会特别紧张，这是情理之中的，他在写报告时会照顾到他们。他是国家的公仆，是的，但他也是人，能够理解、甚至原谅别人的弱点。他为自己的这一品质而自豪，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又最实质的特点之一。他最后吸了一口，把烟头在自己的咖啡杯里碾碎，满足地叹了口气。太糟了，云斯顿香烟这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