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狐狸们的故事,我们的戏渐渐逼近了尾声。队长就要上场了,可是七叔还不见踪影。我们的队长画了一张大红脸,红脸上两道剑眉,直插到鬓角里去。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流行的英雄脸谱,二郎神也似,十分地威风可怕。天气干冷,寒气从大地深处上升。我们队长鼻子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结成了冰凌。他老人家的鼻子毫无疑问是冻僵了,像一根通红的胡萝卜。他在后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是心焦意乱呢还是冻得难以坐住,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要借不断的运动来活动筋骨,加快血液循环,增强肌体的御寒能力。前台上,胡琴吱吱扭扭地响着。拉胡琴的朱老师是个很严重的罗锅腰子,还是个很严重的近视眼。他那副白边眼镜的腿儿不知断过多少次了,用胶布横缠竖绑着。他是个老右派,划成右派前家里成分是富农。据说他还参加过国民党,还在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里当过训导员。这可是个像五香面儿一样滋味丰富的坏蛋,无论搞什么运动,都逃脱不了他。镇压反革命跑不了他,整风反右跑不了他,土地改革跑不了,四清运动跑不了他,他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老运动员。之所以在这么多次运动中没要了他的小命,就在于这个老东西会的手艺实在是太多了。他会拉京胡,板胡,二胡,不但能拉,还能制造乐器。他造了一把四根琴弦、双马尾弓子的胡琴,拉起来双声双调,一把琴发出了两把琴的声音,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等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他能吹长笛短笛,还能呜呜咽咽地在月下吹箫。后来流行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他拆了自家一个梧桐木风箱,刀砍斧剁,硬是自制了一把小提琴。这件事在高密东北乡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七叔说那把小提琴的模样很像日本鬼子使用的歪把子机关枪。朱老师拉提琴也是无师自通。这老家伙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同时还是个能工巧匠。人们都说:老朱除了不会生小孩之外,什么都会。他拉起提琴来的样子,的确是奇形怪状,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能靠你们自己来想象。请想象吧:一个永远腰弓成九十度、戴着横缠竖绑的千度近视眼镜、留着大背头、穿着对襟小棉袄的人,竟然在舞台上用自制的小提琴演奏革命样板戏,你说美妙不美妙。他除了音乐方面的天才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书法家,行楷篆隶,无一不能。我们村家家门上贴的对联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春节前几天,他在学校办公室里那副破乒乓球案桌上,泼墨挥毫,所有的词儿都是毛主席诗词。给人家新婚夫妇写对联他就写: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词儿常常引起一些流氓分子的想入非非,但他们不敢把心里的流氓想法说出。我也是众流氓中的一个,去人家闹喜房时,找不到个办法发泄青春的热情,便站在人家洞房窗外,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闹得人家的老人莫名其妙,不胜厌烦:孩子们,别吵吵了,天都快要亮了,回家睡觉去吧。我们的朱老师还是个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别看他弓腰驼背,条件艰苦。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运球过人,带球上篮,矫健得像只豹子,而且投篮还是一等第一的准确。有人要问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罗锅腰子还能打篮球?并且还能打得很好?我说的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到我们村调查去。他还喜欢打乒乓球,那时我们国家正是乒乓热潮,每个学校都垒起土台子,乒乒乓乓打起来。我们学校那三个露天土台子就是朱老师领着我们垒起来的。没有砖头,我们就去扒无主的荒坟;没有钱买水泥抹台面,我们就去捡鸡屎卖钱。朱老师捡鸡屎是一绝,原因嘛我不说大家也能想象出来。同样的原因,朱老师发球具有十分的隐蔽性,谁也猜不到他发出的球是个什么旋法。县里的冠军与他比赛,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气得那个小白脸儿小脸通红,连说:怪球怪球。我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朱老师不是右派,拿回个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冻得要死,可朱老师却满头大汗。他拉琴的动作很大,像老木匠拉大锯似的。我们看到他头上冒着白色的水蒸气,腾腾的,好像一座小锅炉。我们羡慕他身上的热度,但都知道他不是常人,羡慕也没用。他老人家是音乐天才、体育天才,还是天生的抗寒种子。村里人私下议论:这家伙要不是右派,要不是弓腰,要不是近视,地球如何能盛得下他?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唱段了,朱老师开足马力拉着过门:里格龙里格龙里格龙龙……那熟悉又亲切的家乡戏的旋律在我的耳边回旋着,使我的心中泛起酸菜缸的气味,过去的岁月又历历在目……常队长倒背着手,像一只大狗熊似的在后台转圈子。我暗中猜测,他虽然念念不忘找个机会整治七叔,但真要误了场,破坏了这场戏,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年头跟现在大不一样,没有亲身经过的说也不明白,亲身经过的不说也能明白。我知道这是废话,但还是要说,因为小说本质上就是废话的艺术。我们队长嘴里嘟哝着:管老七呀管老七,我把你这个管老七……那最后的一个唱段眼见着就要被郭江青唱完了,可七叔还是不见踪影。我心里念叨着:郭江青啊郭江青,你千万节约着点唱……但郭江青一点也不节约,不但不节约,她还偷工减料少唱了两句词儿。看来误场是笃定的,七叔注定要倒霉了。
正当我为七叔的命运担忧时,七叔赶来了。又是一个惊险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是说书人惯用的伎俩。踉踉跄跄的七叔、气喘吁吁的七叔、狼狈不堪的七叔一个兴奋的“狗抢屎”,扑倒在后台。我禁不住一声欢呼。据说我欢呼的声音比郭江青的唱腔还要高八度,这是后来的郭安娜告诉我的。我们的队长可顾不上欢呼,他急急忙忙地把那个衣包拽下来,从七叔的背上。他手忙脚乱地把那套光荣的棉军衣穿到身上,活像一个刚从冰窟窿里爬上来、见了衣服比见了娘还要亲的叫花子。他刚把衣服披上,还没来得及扣扣子呢,郭江青已经唱完了最后的唱段、扭动着水蛇腰下了台。我们的队长胡乱扣着扣子,没顾得上穿那双沉重的大头皮靴就上了革命的舞台去执行他的革命任务。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来照顾一下七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