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我交待过，高密东北乡最边远的那个村庄离我们村有四十多里路，那个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总人口不超过七十，村名却牛皮烘烘的叫做大屯。素有大屯不大，小屯不小的说法。其实我们去小屯演出时，大屯的人几乎全都去看了。大屯比小屯还要远七里路。我们都不愿再往这大屯跑一趟，可我们这该死的队长非要去。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多半是为了修理我七叔才安排了去大屯的演出，并不是像他嘴里说的那样，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留一点死角。他是队长、导演、主演，他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他就给人扣大帽子。而且他还给我们许愿，说路程超过了四十里，就可以每人报销五毛钱。那时候五毛钱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恰好能买一对大无畏牌干电池呢。那时我们只要有一只灯塔牌手电筒，再配上一副大无畏牌干电池，就是十足的神气了。晚上走夜路既壮自己的胆，又能勾搭上女同学与我们同行。我们班最美丽的女生名叫郭红花。后来她嫌此名太土，改成郭江青。粉碎“四人帮”后，她又嫌此名太臭，改成了郭安娜。关于这个美丽的女同学的事我们后边再说吧。

下边我偷空谈谈给手电筒对焦距的问题。一般人给手电筒对焦距是扭动前头的螺丝，我的发明是不但要扭动前头的螺丝，而且还要扭动灯泡，调整灯泡与灯锅之间的距离。多了这一招，我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束像利剑一样刺破黑暗，把同学们的手电筒全都给斩了。连我们老师那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都给毙了。我这一辈子在人前很少出过什么风头，在玩手电筒方面，却是技压群芳，独领风骚。每逢我们的节目演完，摸黑往家走时，我的手电筒一开，就有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那些女生们便跟在我身后，娇声娇气地夸我的手电筒：哇！真亮！哇！射得真远！而在我心中，夸我的手电筒也就是夸我了。那群女生中，自然有那位当时名叫郭江青的女生。她经常娇滴滴地大喊：管谟业呀，你等等我嘛！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对她这种娇声很不习惯，很反感，所以她越叫，我走得越快。那时我最怕女生对我表示特别的热情，哪个女生对我好，我就对她恶声恶气，但当这个女生对别的同学表示亲热时，我心里又很生气。可见我从小就不是个好同志。书归正传，尽管我是十分地想接着茬儿往下说郭江青的事。

我们吃过午饭就出发，紧着走慢着走，赶到大屯时，红日已经西沉了。下午刮着很大的西北风，没有八级也有七级。风从后边鼓动着我们，吹得我们腿轻脚快，一路小跑。日落之后，北风止了。这就是说七叔的来路上得不到西北风的助力，他今晚的赶场将是十分地困难哪！我们赶到大屯，首先去找村革委会主任。主任喝醉了，正在家中和老婆打架，闹得鸡飞狗叫。我们进入他家院子时，他的老婆正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她的鼻子破了，抹得满脸是血，好像刚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重伤员。主任醉眼乜斜，左手叉腰，右手挥舞着，好像列宁在十月里讲演的样子：狗娘养的个王八蛋，你以为我还不敢揍你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子今日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队长上去跟他说晚上演出的事，他骂骂咧咧：演你妈个鸡巴蛋！我们队长说：熊主任，我们是大羊栏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竟敢骂我们演鸡巴蛋？！主任一愣，那酒立马就醒了：欢迎欢迎，我说我老婆哭个鸡巴蛋呢，这臭娘们，是属破车子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队长同志，您要有劲儿，就把她弄到炕上去修理修理。队长说：熊主任，我们给你谈正经事呢！主任道：俺听着呢！队长说：三件事，一，让四类分子去扎台子；二，准备一盏汽灯；三，安排一户老贫农，给我们煮锅地瓜吃。主任说，好说好说。一会儿工夫，台子搭好了。一会儿工夫，气灯点亮了。一会儿工夫，地瓜煮熟了。

我们围坐在老贫农家的锅灶前吃地瓜。地瓜煮得很烂，像熟透的柿子似的，烫嘴的一包蜜。这是我们下乡演出以来享受的最高礼遇。大屯人老实，听话，煮放浆的热地瓜给我们吃；小屯人不尿我们队长那一壶。队长让小屯革委会主任安排个堡垒户煮地瓜给我们吃，那混蛋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你们吃生产队里的地瓜，正是私字当头的表现，一群私字当头的人，还鸡巴宣传队呢！弄得我们队长无言可对。我们吸吸溜溜地大吃地瓜，嘴巴子烫得发麻。老大娘说：孩子们，慢点吃，别烫着，吃了不够大娘再煮一锅。吃地瓜时，我就发现队长脸上时时浮起一丝奸笑，像样板戏中的参谋长刁德一似的。我马上就猜到了队长的奸笑是针对着七叔的，这个晚上够他老人家受的。我们大吃地瓜时，七叔正在被狂风刮得灰白的大道上，进行着他的急行军。他肚子里没食儿，又干了一天活，一定是眼冒金花，双腿酸软了吧？但这只是我的想象，究竟什么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