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却翻着白眼道：你还要我说什么？该说的我不是都说了吗？年轻轻的，怎么就聋了呢？

听罢王老五一席话，我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怒火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虽然老五省略了后边的细节，但凭着我对乡里那个马书记的了解，便猜到了他的表现。他是个言行一致的贪官，上任时公然地说：乡亲们，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个书记是花了十万元买来的，在四年的任期里，最起码我也要把这十万元捞回来。他的话合情合理，乡亲们给予他充分的理解。据我的一位在乡里当会计的同学说，姓马的上任第一年，就额外地向全乡人民多收了三十万斤小麦，每斤小麦按八毛钱计算，三八就是二十四万元，也就是说，一年他就够了本。不仅够了本，而且是大有赚头。过去的说法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说法是，“一任乡镇长，百万人民币”。可见花钱买官是利润最大的投资。

我攥紧拳头，擂了一下院子里那根拴驴木桩，咬牙切齿地说：此仇不报，枉为五尺男儿！弟兄们，抄家伙，去砸了姓马的鳖窝，替天行道！

七叔的儿子们原本就是些听到打架小过年的家伙，听我这一喊，兴奋得嗷嗷乱叫；从墙旮旯里抄起镢头、扁担，跟着我就往外冲。这时，父亲拦住了om我们的去路。他驼着背，站在大门口，威严地说：你们胡闹！马书记是国家干部，受法律保护，你们去砸他的家，不是等于去找死吗？他可是带枪的人。

我的头脑冷静下来，感到父亲说得很对。

七婶见我泄了气，又呼天嚎地地哭起来。

我们家族中一位素为我不喜的堂姑突然冒出来，双手叉着腰，气汹汹地说：解放、跃进、丰收，你们这些孬种，怎么又缩回去了？你们不要指望别人替你们的爹报仇。隔一皮是一皮，侄子再亲也不如儿。还是按我说的办，抬着你爹去乡政府大院，不给个说法就放在那儿。

另一位素为我厌恶的堂姑也冒出来，咬着牙根说：让姓马的给七哥抵命！

第一位堂姑说：抵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划算的。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要为活人着想。我建议，让姓马的安排解放、跃进、丰收去当工人，再让姓马的赔偿人民币一万元，留做七嫂子的养老金。

父亲连连摇头，但没再说什么。

七叔的儿子们在两位姑姑的鼓动下，六只眼睛都闪闪发亮。他们七手八脚地卸下一扇门板，把七叔抬上去。七叔的胳膊像打连枷一样抡着，好像在借此发泄心中的某种情绪。

一行人拖拖拉拉地出了村，越过冰封雪盖的河流，向乡政府大院进发。承载着七叔尸体的门板由解放和跃进抬着，后边跟着啼哭不休的七婶和家族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些不怕寒冷、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爬河堤时，跃进的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身体随着后仰，玩了一个屎壳郎滚蛋下河堤。门板落地，七叔冻得僵硬的尸体呼啸着窜出去，撞倒了两个跟在后边看热闹的人。其中一个名叫大宝的，爬起来后小脸干黄，好像丢了灵魂似的。后来大宝果然生了一场病，花了一百块钱才治好。大宝说，他欠着七叔一百块钱，正好在心中暗暗盘算不必再还时，就被七叔的尸体一头撞倒了。于是人们都说死后有灵验的，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子里，只有管老七一个人。这些都是后话。

七叔一冲下门板，我们那两个堂姑便尖声嚎叫起来。解放、跃进两人先是互相抱怨，继而抡起了皮拳，打得团团旋转。骗去了小囤姑娘爱情的爬树英豪丰收同志，站在一边看热闹，好像打成一团的不是自己的兄弟。七婶气坏了，坐在雪地上，嚎啕大哭。这时，我真切地听到，七叔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嗨……

费了千辛万苦，终于把七叔的尸体抬到乡政府的大院里。年关将近，官员们早就回家忙着过年去了。偌大个院落里，只有一间房子里亮着灯。我们往里探头一望，看到两个公务员模样的小青年，一个坐在凳子上，一个坐在桌子上，正在打扑克赌烟卷。在他们身后，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电视剧情节紧张，台词幽默，中国老百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先是跃进抵不住诱惑，躲躲闪闪地溜进屋去，随即丰收也溜进去了。这哥俩一头扎进剧里，早把为父申冤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解放嘟哝着：又不是我一人的爹，凭什么要我守着？他也溜了进去。七婶哭着说：老头子呀老头子，你睁开眼看看你养这些好儿子吧……

七叔的眼睛原本就没闭上，经七婶这一招唤，瞪得更大更圆，还放出了蓝色的光芒，吓得七婶反倒不敢哭了。

那两个堂姑冲进屋去，气汹汹地质问那两个小青年：你们的领导呢？叫你们的领导出来！

坐在凳子上的小青年抬起头，懒洋洋地说：都这时候了，还找啥领导？回去吧，明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