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曾经排演过一出戏，戏里有一个解放军的功臣还乡报杀父之仇，负责导演又兼主演的常老师在我的陪同下，到七叔家去借他那套著名的服装当然也包括那枚光荣的纪念章。常老师说明了来意，并反复强调了我们排演这出戏对于教育农民的重要意义。常老师说：老管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您是应该知道的。七叔满面赤红，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常老师，我把老婆借给你们行不行？常老师愣了一会儿，随即满脸通红，表现出十分的尴尬。后来，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干预下，七叔不得不把他的宝贝借给了我们学生剧团，但他老人家也就成了我们的义务道具员，我们到哪里去演出，他就跟到哪里。那时我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怕寒冷和疲劳，像日本鬼子拉网一样，不放过高密东北乡每一个村庄。那时候我们是上午学习，下午就往晚上演出的村庄进发。七叔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还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演出，耽误了演出那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随便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他受的。因为他的小气，我们宣传队都对他有意见。宣传队的队长就是那个跟我一起去向他借服装的常老师，当时他用那么难听的话顶了人家，让人家下不了台，你想想吧，还会有他的好果子吃吗？我们宣传队长说：管老七，借用你的服装，是革命的需要，支部书记也说了话的；既然你不放心，非要自己跟着，我们也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听明白，如果你耽误了我们演出，你就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你听明白了吗？七叔满不在乎地说：听明白了，队长同志，您就把心放在肚皮里吧。想当年俺冒着枪林弹雨往前沿阵地给解放军送炮弹，那活儿，跟这活儿，比较起来，这活儿，就好比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宣传队长点点头，拖着长腔说：好哇！队长的话里，暗藏着杀机，连我这个缺心眼的都听得出来，七叔却兴冲冲地说：您就?好吧，队长。毕竟是一笔难写两个管字，我悄悄地对他说：七叔，小心点吧，队长要收拾你哪！他却笑嘻嘻地说：忠不忠看行动，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你们，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老师，而不是教育农民。

说话多容易哇，嘴唇一碰，舌头一弯，十万八千里就出去了，可要走一里路，最少也要迈上五百步。高密东北乡土地辽阔，村与村之间相距最近也有八里路，远的有四十里。那时候条件差，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是罕有之物。我们村只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支部书记的，另外一辆，是麻风病人方人美的。方人美没有自行车之前，人们害怕传染，都躲着他；但自从置上了自行车之后，他就吃了香。据方人美说，七叔为了赶场，曾去向他借自行车，还用大道理吓他，用大帽子压他。方人美眨着可怕的疤眼睛说：去你妈的管老七，宣传队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在疯人院治病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还是副队长呢！你吓唬谁呀！我们去县委礼堂演出，连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毛森都去观看。看完了还上台讲话，讲完了话还挨个儿跟我们握手、照相，那真叫亲密无缝，连根针也插不进去。知道我们麻风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拿手好戏是哪一出吗？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知道咱在戏里扮演啥角色吗？革命英雄郭建光。知道扮演阿庆嫂的是谁吗？俺的老婆黄春芳。我们也有恋爱的权利呀。七叔坚决否认他曾经去借过方人美的自行车。看把他烧包的吧，七叔说，人无志气，犹如树无皮。我宁愿爬着去，也不骑他的麻风车。老子要骑就骑高头大马，左挎牛皮包，右挎驳壳枪，牛皮的宽腰带拦腰一扎，手提缰绳，腿夹马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战争年代早就过去了，马已经快要绝迹了。这种动物不但要吃草，而且还要吃料，生产队里哪里去弄草料喂它们？战争激烈的年代才是马的黄金岁月。现在生产队里只养着七头老牛，两匹瘦驴。瘦到啥程度？像皮影似的。七叔说，这驴，脊梁比刀还快，女人骑最好，坐上去，一颠，嚓，像切瓜一样，顺着缝儿就劈成了两半。其实，就连这样的驴，七叔也捞不到骑，他能自由支配的，只有自己的两条腿。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演出，也为了他发下的高昂誓言，更为了保护他的宝物，在那个冬天里，七叔大大的辛苦。他撕下一条被单，把他的军棉衣、军棉帽、大皮靴精心包扎起来，那枚纪念章自然是揣在怀里。傍晚收工后，他扛着农具，往家飞跑，有时候跑得比骑着自行车的方人美还要快。一进家门，扔下农具，揭开锅盖，抓起一个烫手的地瓜，把大包袱往肩上一抡，不顾儿子们的吵闹，不顾圈里的猪饿得吱吱叫，不顾七婶的嘟哝，风风火火地蹿出家门，向我们演戏的村庄奔跑。七叔从来不说“奔跑”，他用的都是军事术语，“急行军”啦，“打攻击”啦，“强冲锋”啦，一张嘴就透着不凡。那一年他将近四十岁了，营养状况也不好，白天在生产队里熬了一天，晚上再来一次“急行军”，的确是够他一受。但这仅仅是我的担忧，七叔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他的嘴里从没说过草鸡话。幸好那解放军的英雄是在戏即将结尾时才出场，这样就给七叔留下了比较充裕的赶路时间。否则，即便他跑得比野兔还快，也要误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