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方碧玉问。

“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老蔡问。

“实岁二十二，虚岁二十三，属大龙的。”

“按实岁填吧。”老蔡说。

填完了表格，交给老蔡。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

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工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

“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溜溜娇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吗，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清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这气味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问。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的手说，“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缝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十八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

“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