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碧玉从她的花书包里掏出四个热得烫手的红皮鸡蛋，分给我和李志高每人两个。拿着鸡蛋，我的灵魂在哭泣。我意识到这鸡蛋是为谁而煮。虽然都是同样的红皮鸡蛋，但李志高那两颗重若泰山，我这两颗轻如鸿毛。一个早起捡狗屎的老头满脸冰霜地看着我们，吓了我们一跳。

她用我认为是充满了似水柔情的眼睛抚摸着李志高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他毫不客气地往口里塞着鸡蛋，鸡蛋黄噎得他泪流满面。她笑起来，并且用半握的拳头捶打了一下他的背。这一拳是他们爱情的定音鼓。一锤定音。这一拳看起来打在李志高背上，实则打在我的心脏上。完了，我已经被淘汰了。李志高大笑起来，鸡蛋残渣在笑声中喷出，好像横飞的弹片。随着笑声，他的头颅在抖动，头上蓬松的黑发跳跃，宛如啼鸣雄鸡尾巴上的翎毛。那时候已经流行留长发，那时候留长发是反社会反传统的鲜明标志。我听棉检室的“一撮毛”赵一萍说过，男人留长发是吸引女性的需要。她举了两个富有说明力的例子来论证她的理论。她说国外有一位科学家做过这样的试验：剪掉雄狮头颈上的长毛，那雄狮身边的雌狮立刻离它而去，去寻找头颈上有长毛的雄狮。剪掉雄鸡尾巴上的卷曲高扬着的翎毛，雄鸡便被母鸡们啄死。由此可见，毛发对雄性是多么的重要，这不但关系到吸引配偶，而且关系到生死存亡。我摸了一下自己光秃秃的头颅，在自惭形秽的同时，暗下决心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头发，即便吸引不了方碧玉，也要吸引别的雌狮和母鸡。

一路说了许多话，其实都是废话。对话的内容对陷入情网的男女来说变得毫无意义，这时传递性与爱的信号的载体是他们各自的声音。我也说了不少话，看起来我们三人的话是一个和谐整体，实际上我的话是对他们互相传递爱情信号过程中施放的干扰。

十六

李志高提出跟我调换铺位。他的理由是下铺太吵，影响他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他拍着他那个红皮笔记本对我说，他正构思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比《艳阳天》还厚，比《金光大道》还长。他说这部小说一旦写成必将轰动全国，成为名著。他说：

“老弟，我需要安静，这部著作的后记中，我将写上你的名字。”

他的目光深邃，像深不可测的海洋，能为这样一位未来的大人物做点什么是我的幸运，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能抛弃呢？尽管我知道他到上铺去是为了与方碧玉建立某种秘密联络，但我还是果断地说：

“好，李大哥，为了你的伟大事业，别说让我从上铺挪到下铺，就是让我挪到猪圈里去，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

李志高激动地抱住我，抑扬顿挫地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十七

我和李志高抬大篓子抬出了经验，抬出了技巧。肩膀上磨出了老茧。二百五十斤重的一大篓子棉花上了肩，再也不左右摇晃、举步维艰了。现在我们抬着大篓子一路小跑。我们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唱着小调。前边说过，李志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会唱吕剧、京戏，会编顺口溜，会写打油诗。我唱的小调都是跟他学的。我们边跑边唱，车间的女工都看着我们笑。车间主任郭麻子是个戏迷，好乐，好热闹，他开始喜欢我们。他非常喜欢我们。他对厂长说：

“那两个小伙子真不赖，满肚子艺术，干着那么累的活，不发牢骚不叫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带动了全车间的积极性。建议给他俩每天加五分钱。”

听我叔叔说郭麻子正在领导面前说我们的好话，我挺感动。我想别看郭麻子的嘴巴刁，其实是个爱憎分明的好人。我把情况告诉了李志高，李也说郭麻子还不错。

我们俩一抬上大篓子就才思泉涌，我想很可能是艺术细胞就像吸了水的棉花一样，杠子一压，艺术就流出来了：

火红的太阳落了山，

三百斤棉花上了肩，

抬着大篓子来回蹿，

抬着棉花进了车间。

一眼看到了女婵娟，

遮着头来盖着脸，

只露着两只毛毛眼，

让我怎能不心酸。

……

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词儿。

我跟李志高发明了歌唱工作法。歌唱是我们的馒头，是我们的麻药。我们猛抬一小时，便可以休息半小时。休息时，我们或是躺在棉花垛上数星星，或是坐在车间的墙角，看那些女工，重点是看方碧玉。

姑娘们被我们埋在棉花里。她们很愿意我们在她们身左身右身后堆满棉花，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她们弯腰抱棉花的力气。另外，把身体埋在棉花里还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我们总是先把方碧玉用棉花埋起来，让她省力，让她温暖。别的姑娘吃醋，骂我们。谁骂我们我们就不埋谁，让她不断地弯腰从身后很远处抱棉花，让她在后半夜的寒风中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