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努力定神，摆脱幻觉，才发现我正搂着一棵糊满了干牛屎的柳树啃树皮。我满脸都是幸福的泪水。

方碧玉惊讶地看着我，问：

“你得了失心疯了是不是？”

我羞得要命，支吾道：

“我故意出洋相逗你笑。”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了几个钱把你欢喜疯了呢。”

“瞧你说的，碧玉姐，我马成功再没出息也不会到那种程度。”

“好吧好吧，”她说，“咱结个伴回趟家吧。”

“我在这就是为等你的嘛。”

“走吧。”

“走。”

踢着石头往前走。

“碧玉姐，你每天开多少钱？”

“一元二角五分。”

“你呢？”

“一元三角五分。”

“你们抬大篓子出大力。”

“挣钱多的不出力，出力多的不挣钱。”

“你知道孙红花她们几个干部子女挣多少？”

“我不知道。”

“一元三角。”

“比你们多，你不是技术能手吗？”

“那管什么用？”

我们悠闲自在地向前走，其实我并不悠闲，一方面适才那场梦幻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我还把一半身心浸泡在幸福的药酒里——或者说我的脑袋还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幸福的感觉像发了疯的狗一样追逐着我狂吠，使我不能很实事求是地与这位被我臆造出来的爬山虎姑娘枪毙掉的方碧玉交谈——爬山虎犹如天边的彩霞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暗红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我的靠心脏部位的衣兜里装着三个月劳动换来的人民币，我强烈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对我的心脏乃至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使我精神沉重肉体轻飘。上述两方面都证实了我与方碧玉同行的第一阶段我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分裂了的二元论者。

走着走着就晚霞满天了。爬山虎已融进晚霞，与我脱离了假想的夫妻关系。土路上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田野返回的农民。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下意识地按按衣袋，人民币一沓全在。田野已基本光秃秃了，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柴还没拔。偶尔也有一棵树在路边挑着碧绿的叶子，生出许多妖气来，因为别的树都已落叶唯独它不落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记的是一个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大胖子开着一辆用12马力柴油机组装成的小拖拉机。他端坐在驾驶座上，俨然一座巍巍肉山。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旗，显得诡怪而神秘。开车的大胖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把拖拉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黑烟滚滚，红旗猎猎，十分英勇悲壮。我和方碧玉向他打招呼。他对我们的招呼不屑一顾。他严肃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我跟方碧玉相视一笑，顿时觉得周身通电，精神振奋，如同中了魔法。我们同时转身同时说：

“追上他！”

道旁的百姓害怕这挂着旗子的车如同害怕一车烈火，纷纷闪到路边，有急忙中扭了脚的也不足为奇。有一头毛驴受了惊吓，拖着地排子车蹿到路沟里去了。赶车的农民扯着嗓子骂，不知他是骂驴还是骂车。那天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出：一辆妖怪车在前跑，两个傻男女在后边追。

追呀追呀追呀追！

追上了。

大胖子刹住车，挪下车来，问我们：

“你们追我干什么？有事吗？”

我不满地说：

“开这么个破车，老同学叫着都不答应，要是开上吉普车，连你爹叫你也不会应。”

“老同学，你胡咧咧什么？”他弥勒佛一样笑着说，“我光顾聚精会神开车了，目不斜视，哪能看到你们？方碧玉你说对不对？”

方碧玉嘻嘻地笑起来。

“你开这车干什么去？”我问。

“不干什么。”他认真地回答。

“那你把我们送回家去行吗？”方碧玉问。

“当然行啦。”他说，“只要你大妹妹开了金口，甭说送到家，送到北极去都行。”

他站在车下拧着方向盘调转了车头，说：

“上来吧，你们。”

他跨上车，说：

“坐稳，走啦。”

扑扑通通一阵响，机器冒着黑烟，吭吭哧哧往前爬。

我说：“跑快点嘛。”

他说：“你别吵吵好不好？嫌慢坐炮弹去。”

忽听背后有人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