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拿准，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

“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们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全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跌坏尾巴骨。姑娘们哧哧地笑我们，因为我们俩算公认的秀才。我也不知怎么就糊糊涂涂地成了秀才。站起来，哥俩顾不上埋怨，喊声号子，去倒大篓子，忘了抽杠子，倒不出来，又翻过来抽掉杠子，再翻回去，像屎壳郎翻屎蛋，狼狈透了。正想喘口气，郭麻子又吼：“快去抬呀，肏你们二大爷！没看到在跑空车吗？”顾不上回肏郭麻子的三姑或二姨，抬起篓子就跑，现在李在前我在后，跑急了篓子碰腿。磕磕碰碰，到了垛前，手刨脚蹬，死活不顾，装满一篓，速度大提高。抬起来一溜小跑，在运动中求平衡，实践出真知。郭麻子说：

“这样干还差不多！”

一个小时过去，跑了十趟，抬进去十篓，汗流干了，浑身酸软，想歇歇，坐下就起不来了。躺在棉花上，什么也不想就想死。感到只躺了不到一分钟，车间里又告了急。郭麻子拿着小竹竿抽打着我们的屁股，脏话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没法子，强挣着爬起来，死干吧，干死吧，往死里干吧。感到像干了一个世纪似的。夜怎么会这么长？问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从腰带上摘下手表，凑到鼻子尖上看了看，说十二点不到，就算到了十二点才算一小半，我的亲娘，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下班。车间里的轰鸣声好像把地球都震动了，那几十台皮辊机像几十只张着大口的巨兽，贪婪地吞食着，吞食着棉花，吞完了棉花就吞食我们……车间里白雾蒙蒙，细小的绒毛飞舞着，白炽灯泡上沾满花绒，像白色的猴头蘑菇。尘土和细绒已经改变了方碧玉她们的模样，她们的工作服和口罩变厚了，她的眼睫毛上沾满了花绒毛，像结满了冰霜的树枝。她们在拿着小竹竿的郭主任的催促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动作，郭主任用小竹竿抽打着她们的屁股，催促着：快点，快点，薄撒，均匀，宋春花，你睡着了吧？大个子邹，你想把机器噎死？……室外星光灿灿，室内尘绒弥漫。起初我还感到鼻孔发痒，直打喷嚏，现在我连喷嚏都打不动了。我们再也不敢停止手脚的运动了，而且事情正在起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肢体的疼痛和疲倦消逝了，感觉迟钝，伟大的麻木状态开始。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我不知道我的李大哥如何，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脑袋里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小一块明亮的地方，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就是在那一点黄豆大小的明亮里，装着一只竹编的大篓子，一根大杠子和又白又硬又凉丝毫也不松软也不温暖的像毒蛇一样无情地纠缠在一起的棉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一想起棉花，立刻便有那又白又硬又凉的感觉像蛇一样爬进我的脑海，使我万分地惊悚。

郭麻子吹响下班哨子时，红色的霞已经满了天。柴油机工孙师傅熄了机器，天地间突然安静，这安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压迫着每个人的耳膜、肉体，甚至是灵魂。我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丧失了原来的模样。霞光怎么会是这样？晨风怎么会是这样？路面上的石块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哥儿俩扔掉大篓子，栽到垛旁凌乱冰凉的棉花上，我想应该说一句：“同志们，永别啦！”然后悲壮地合上眼睛。

方碧玉毫不客气地踢着我的屁股：

“马成功，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回宿舍去睡！”

我们在爱的催动下，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宿舍，爬上我的三层铺，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

十二

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发一次工资，临时工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做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

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厂外的柳树脱光叶子，垂着柔软的枝条，像一排排默默肃立的革命英雄。棉花收购旺季已过，田野里的棉花擎着五瓣的淡黄色花壳，显示出即将牺牲的悲凉与轻松。厂里的柴油机被一个姓张的小子戳弄坏了，需要大修，车间放假，我们都准备拿着工资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