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棉花也不是轻松活儿。采茶姑娘们绝对没有电影《刘三姐》里那么浪漫。腰疼着呢！

关于摘棉花，故事很多。不过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调我无法表现，歌词是这样：

八月里来八月八

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劳力，队长分派我跟女人们一起去摘棉花。当时感觉很窝囊，现在想来很浪漫。摘棉花论斤数记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为有了方碧玉，什么腰痛、手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摘棉花的季节跟煮熟的红薯、腌红萝卜条、大葱、豆瓣酱有联系。为了抢摘，我们的午饭都在地里吃。

棉花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老太太们择去沾在花絮上的草，摊在秫秸箔上晾晒，然后装包，由男劳力们装上大车小车，送到棉花加工厂里卖掉，而这时，棉花加工厂里的好戏就开始了。

一九七三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离我们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厂里去干季节性合同工。这是个美差。我能去棉厂是因为我叔叔在那厂里干会计。方碧玉能去棉厂，是因为她已成为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国家良那个疤眼儿子国忠良的未婚妻。

一

那年我十七岁，方碧玉二十二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订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三十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五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葚。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

“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铜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铜钟。我忘了爹的嘱托，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土地改革时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一九四七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继续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连连点头。知道就好，你给我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黏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