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

“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

“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走了好远，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手掌罩在眉上，望着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仿佛一个刚从窑里提出来的大釉缸。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

二

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烟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

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标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记账，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

“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圆珠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

“你二大爷的，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高个胖子说。

“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矮个胖子说着，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