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一筒药，我们又汇集到田头井边，让技术员为我们灌药水。这时好光景便展览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往往也是阳光驱散浓雾的时候。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未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地白露珠点点如珍珠在叶片上镶着，像处女般圣洁和纯净。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地，叶子翻背，颜色深绿，形成鲜明的界限，就像处女与少妇有着鲜明的区别。这比喻既不妥又很流氓，这是跟我们一起喷药的一位青岛下乡知青说过的。

更好的风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风景在姑娘们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边我说过，她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缝成的裤子。上述服装被露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皮肉上。她已跟赤身裸体差不多。通过看这种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景应该写：“日本尿素”几个黑体大字，是尼龙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发达，印染水平高，我们乡下土染坊的颜色压不住那些字，现在，那几个黑体大字，清晰地贴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于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三个诨名：“日本尿素”。

后来她知道了这风景，便再也不穿那条裤子，但诨名却叫了很长一阵子。一般的玩笑难让方碧玉发火。可这家伙一旦发了脾气，真是雷霆闪电，暴风骤雨，骂起人来嘴像机关枪一样。

有一年棉铃虫猖獗，把几乎所有的棉桃儿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脱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于白种。队长着急，动员全队，老婆孩子齐上阵，提着大瓶子捉虫。二百条虫一个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两千多只。队长一看开出工分太多，就改了价码。由二百条虫一工分改成五百条虫一工分。那些肉虫子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数虫子。队长看不过来，由点数改为称斤两。二两虫子一分。怕虫子爬回地里去，也怕私心重的人捣鬼，队长让大家把虫子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保管员过秤。有人把过了秤的虫子提回家喂鸡，鸡吃了几只后，就抻着脖子呕吐，连鸡都消受不了的虫子，其恶可知。

跟我们一起抓虫子的有一位王大娘，面目慈祥。她早年信过基督教，抓一条虫子念一声阿弥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号，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活证据。她说，这是些神虫，抓不尽的，到庙里做点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为老迷信，她说，不怕你们年小的嘴硬，有你们求神找不到庙门的时候。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了旱魃，地干得像窑，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活啊。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水，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嗞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硌、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副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过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恋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3911”时节，多半刮东南风，潮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吹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里不宁，惴惴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浪。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深恶痛绝的目光剜我。吃罢晚饭我蹿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满口的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不利索，高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秸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我当时穿得很单薄，站到半夜竟不觉得冷，冷也不撤退，总幻想着奇迹出现：心有灵犀^[xī]的方碧玉脸上擦着香喷喷甜丝丝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着水红紧身衣、酱红针织衫、红毛衣、灰咔叽布褂子，下身穿着红花布裤衩、酱红绒裤、蓝布裤子，脚上穿着花格尼龙袜子、塑料底紧口布鞋，袅袅婷婷地、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从没如过我的愿。其实这家伙一定能够感觉到我对她的爱慕，只是不愿搭理我就是了。

还要给棉花剪疯枝，掐顶心，喷矮壮素，喷催熟剂。过了中秋节，头茬棉花就要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