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孩子上学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司令十六岁了，才读小学五年级。我比司令小一岁，也读五年级。那个夏天里的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举着铁皮喇叭在大街上喊叫，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和预防大脑炎——“文革”爆发时，正赶上大脑炎流行，死了好多小男孩——“十六条”早就忘了，预防大脑炎的宣传词儿还记得：“一九六六年，真是不平凡，砸烂三家村，流行大脑炎。得了大脑炎，快吃葱和蒜；小子你不吃，立马就完蛋！”我们在前面喊叫，后边还跟着一些小顽童，他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还大胆地改造着我们的广播词儿：“十六条儿，十七条儿，一条一撮鸡巴毛儿；张老汉，李老汉，快吃大葱和大蒜，不吃马上就完蛋！”这些词儿要是出自大人之口，肯定要被打成反革命，但出自小孩子之口，也就没法子追究了。

1968年夏天，我们村子里下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七男五女，总共一打。他们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但看起来比我们大。城里人知识多，思想复杂，发育早。我们在夏天里还光着屁股上街，就像伊甸园里没受诱惑之前的亚当——我的这点宗教知识是从陆西文的爷爷陆鬼子那里听到的，这老爷子解放前就信了耶稣教。农民们在地里锄草，他站在地头上祈祷：“主哇，不要让我的地里长草！”主当然不听他的使唤。棉花地里闹虫子，农民们都提着瓶子去捉虫，他跪在地头上祈祷：“主哇，不要让棉铃虫吃我的棉桃！”棉铃虫也不听上帝的话——知青都穿着衣服，不但穿着裤子，而且还穿着褂子，不但女的不光膀子，连男的也不光膀子。我们光着屁股去知青点看热闹时，女知青都不敢抬头。村支部书记往外轰我们：“滚，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东西！”我们被轰出来，低头看看自己，然后看看别人，尤其是看了司令之后，才感到问题严重，不穿褂子可以，不穿裤子是绝对不行了。

知青中有一个男的，名字叫宋河。宋河瘦高个儿，白瓜子脸，高鼻子，长眉毛，一头卷毛，看样子不是纯粹的中国人。谣传他爹是个美国大兵。村里人很快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宋鬼子”。杂种出天才，“宋鬼子”会吹口琴、吹笛子，还会拉手风琴。吹笛子吹口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学校的季老师也会吹。手风琴这种乐器样子古怪，我们不但没听过，连见都没见过。司令说手风琴像他家的大风箱，我们一琢磨也觉得像，就给“宋鬼子”的手风琴起了一个外号“风箱”。

知青中有一个女的，名字叫唐丽娟。这个名字很古典，有一点点小家碧玉的意思，显得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男知青数“宋鬼子”好看，女知青中数唐丽娟漂亮。村里人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茶壶盖子”。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外号，意思她是最漂亮的。

我们那地方，地是涝洼地，水是含氟水，不论男女老少，一张嘴就露出两排猪屎牙，难看得要命。年轻人好俊，学着城里人用牙膏刷牙，捣得满嘴血沫子，也没见哪个刷白了。我姐姐她们那帮大闺女，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用剪刀刮牙，刮得满口鲜血，也刮不白。我有一个当医生的姑姑，批评刮牙的大闺女们：“刮什么呀！你们的牙髓都是黑的，刮什么？如果想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连根拔，然后镶上一口化学的。”真还有几个青年听了我姑姑的话，去县城里把牙拔了，镶了满口的化学牙。刚镶了牙不好意思让人看见，出门就捂上一个口罩；过了一段时间，又生怕别人看不到，见到人就龇牙咧嘴，恨不得把嘴唇切去。我们学校有个代课老师马红英，镶了一口化学牙，说起话来连腔调都变了，好像嘴里勒着一条马嚼子。

“茶壶盖子”的眼睛鼻子就不必说了，单她那一口牙就够了。人家那牙，白里透出青来，一颗是一颗，像瓷的也像玉的，一张嘴就闪闪发光，好像嘴里含着珍珠。我们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感到眼前一亮，全是她的牙闹的。她的牙齿是她的明媚的笑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几十年后，我们村里的人提起她来，首先要说的就是：那闺女生了一口好牙！

“茶壶盖子”除了牙好，别的地方也出色。她的皮肤很白，很薄，仿佛一掐就会冒出白水儿。她的眼睛很大，嘴巴稍大了点——我们那儿审美标准比较古典，喜欢小嘴美人，这都是让评书害的，评书里描述美人，动不动就说“杏眼桃腮，樱桃小口”，实际上地球上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女人，如果有，肯定是妖怪——她的身材也好，腰是腰腿是腿，不像我们村里那些大闺女，上下一般粗，个个赛麻袋。现在回忆起来，如果硬要让我找出“茶壶盖子”的不足之处……我实在找不出来。有人说她的嘴巴有点歪，但我就迷她这个歪，一歪百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