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有一句真话——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

星期天，大街上车辆拥挤，小公共横冲直闯，出租车见缝就钻，自行车从出租车前穿过去。我在人行道上呆头呆脑地闲逛，来来往往的行人与我擦肩而过，全是陌生人，没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突然，有人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打了我一个趔趄。我听到耳边爆响了一声：嗨！回头看到，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马可咧着他的著名的大嘴正对着我冷笑。

我说是你这小子？怎么会是你这小子？你这小子怎么在这里？你小子什么时候来的这里？你小子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大老远就看见你小子了，多年不见了，你小子胖出了一圈，但你小子的鸭子步伐还没改变。我说就像你的大嘴没有改变一样，我的步伐也不可能改变。他说我来了十几天了，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是想到动物园看看老虎，第二个目的是想看看你。第二个目的比第一个目的还要重要。来到这里第一天我就去看了老虎，不但看了老虎，我还顺便看了长颈鹿和大象，猴子也看了，熊猫也看了。都没有意思，最没有意思的就是老虎。这里的老虎太肉麻，趴在假山石下吃青菜，白菜黄瓜都吃，一点虎气也没有，一根能挺起来的虎须都没有，饲养员扔下去一只活兔子，吓得它们屁滚尿流地钻进洞里去了，好像它们是兔子，而兔子是老虎。我看到老虎洞里铺着棉被子，墙上还挂着一台彩色电视机，正在放黄色录像，说是让老虎看了好发情，这里的老虎连交配的能力都没有了。看完了老虎我就找你，我拿着从你老丈人家要来的地址找到你家，敲了半天门，从门缝里伸出一个虎头虎脑长着两颗虎牙的女人——不是你的老婆——凶巴巴地问我：找谁，我说找你，她说：找错门了，然后她就把门关上了。我继续敲门，门又开了，这次伸出了一个男人的三角形鳖头——不是你——比那个女人还凶地说：你怎么啦？还有完没有了？非要逼我报警是不是？我这才明白，你小子给你丈人的地址是假的，我按着地址找到的这个家根本不是你的家。我本来想马上就买车票回家，但没想到让小偷把钱包摸去了。我只好在街头上流浪。白天我到饭馆里讨点剩饭吃，脏是脏一点但营养很丰富；晚上就睡在前边那个桥洞子里，冷是冷一点但空气很新鲜。我现在已经很饿了，本来想到万惠园饭店去要点吃的，大老远我就看到了你小子。我想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吧？到处找找不到，怎么可能在大街上碰到？起初我还有点犹豫，生怕认错了人遭到杀身之祸，但我一看到你那几步走法我知道肯定是你。为了保险起见，我跟踪了你足有二里路。我在你的身后距离你只有一步，我把口里的臭气都喷到了你的脖子上，但你就是不回头。你不回头我也认出了你。你的脖子、你的耳朵、你的腮帮子，还有你咳嗽吐痰的声音，都证明了你是你。这些特征加上你那鸭子步伐，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从背后拍你一巴掌，打你一个冷不防。对你来说，这就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我来说，这就叫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来京看老虎，你暂时什么也别问我，问我我也不回答。我饿得很厉害，请你先带我到饭馆里吃顿不用让我低三下四的饭。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肯定是你请客。你请我吃饱了，还得借点钱给我做路费，让我买车票回家；你如果不借我钱，我就跟你到你家去住。我身上痒得要命，很可能招上了虱子；我在桥洞子里跟十几个叫花子睡在一起，他们身上有很多虱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叫花子生虱子，这是一条基本原理。我带着一身虱子去你家住，你同意你老婆也不会同意，你老婆同意了你孩子也不会同意，即便勉强同意了心里也不会高兴，心里明明不高兴，脸上还要伪装出高兴的笑容，人间的痛苦没有比这更加深重的了，所以，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请我吃顿饭，然后借给我一点钱把我打发了。请你特别注意，虽然我嘴里说是借你的钱，但我根本就没打算还你；无论你借给我多少，都是羊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现在最流行的事就是借钱不还，你要想让我还钱你就要请我吃饭还要给我送礼。我在这座城里举目无亲，好容易碰上了你，所以我绝不会让你逃了。你想逃也逃不了，你那两条小短腿跑不快。你如果敢跑我就在你后边慢慢地追赶，我一边追赶一边还要大声喊叫抓小偷，让你热豆包掉进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洗也洗不得。肯定会有觉悟高的人帮我把你拦住，然后你一拳他一脚地揍你一顿，打你个鼻青脸肿。眼前的形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先掂量掂量，我给你三分钟的考虑时间。我还要告诉你，昨天我在大街上听到一个女人说，虱子能传染多种疾病，伤寒、痢疾、霍乱、麻疹，很可能还传染艾滋病，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只有两分钟了，得了艾滋病基本上等于领到了见阎王的通行证，只有一分钟了，你才四十啷当岁，死了多么可惜，只有半分钟了，所以我劝你不要因小失大，时间到，考虑好了没有？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能做的就是立即把他带到一个就近的饭馆里，点上一桌子鸡零狗碎，让他小子尽力撮一个饱，然后给他点钱打发他滚蛋，这是我最好的选择。不久前我重温革命时期的走红小说《青春之歌》，看到余永泽先生和林道静小姐这对新婚的小两口儿在京城的小家里正准备甜甜蜜蜜地过大年，炉火熊熊，烛光闪闪，锅里的肉散发出了浓烈的香气，红色的葡萄酒在玻璃杯子里闪闪发光，气氛好极了。突然，余先生老家村子里的一个曾经给他家当过长工的老头，背着些大包小包，拖泥带水地闯了进来，余永泽给了他十元钱想把他打发走，他不走，还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为此林道静和余永泽闹起了别扭。我看到这里，感到余永泽做得基本没错，感到林道静有点虚伪，用北京人的语言说就叫做“装丫挺”，感到那老头子有点不知趣，甚至有点讨厌，起码没有什么志气，虽然穷得厉害，但也不能算一个好的贫下中农，好的贫下中农应该举起扁担跟地主拼命，怎么会忍气吞声地给地主家干活？好的贫下中农应该是冻死不低头，饿死不弯腰，怎么可能跑到地主少爷家摇尾乞怜？看人家不愿搭理他，套近乎套不上了，当然也是嫌余永泽给他的钱少了点，这才说了几句硬话。我知道我的阶级感情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便努力学习了一些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自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今日见到了这个浑身虱子、不远千里来看老虎的小学同学，好不容易提高了的觉悟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比读《青春之歌》时还低。我宁愿帮他买张飞机票，也不愿把他带回家。我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如果我把他带到家里，让他知道了门牌号码，我的家很可能就会变成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