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说说您那天怎么来到这儿的吧。”我说。

“现在几点了？”他问，“我得在家里人到这儿之前说完喽，我不愿跟他们再照面儿，让他们更难受。——其实，本不应当难受的。”

“九点二十四分，”我划着火柴看看表。

“嗯，他们还得会儿才能到，就告诉你吧。”他说，“我从家里出来，孙女儿小悦追我到了门口儿，抱着我养的那猫，摇着小手儿说，‘爷爷上哪儿？’我说，‘去上班！’心里可不是滋味儿。‘跟爷爷说再见。’她说，‘再见！’又伸过小脸儿来让我亲。我亲了。左右脸，一边儿一下儿，亲得长，亲得响。要知道，从那儿以后，就再也亲不着她了。这就算是我通过她跟全家，跟小院儿告别吧。我走出胡同口儿，她还在门口儿站着。这孩子，真死心眼儿，非得等见不着我人影儿了，才回家……”

他停住不说。我知道了，再解脱的人，当回忆到情浓的时节，也不大好受。“心如古井”，这是形容，人永远到不了那份儿上，即便死了，也不能够。

老舍说：“我到了灯市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往南还是往北？上班去，得往南坐车，到王府井南口换十路汽车或者大一路。可我要去死，就不能那么办，我得坐车向北去。向北上哪儿呢？我没了主意。人，活着的人，多么奇怪吧。习惯是个最可恶、最顽固的东西。在市文联大院儿里，我道了生平头一回遇上的臭揍。我活到了六十七年来头一回得到的污辱。那是让我生气、痛恨的地方。可是习惯，倒霉的习惯还是让我坐上了四路电车奔了正南。我在王府井南口下了车，换上十路汽车，在六部口下了车，我又去了市文联大院。干吗去？再去送上门，让人家揍一顿？我没那挨揍的瘾。可我有不忘旧物的毛病。打不过来的毛病。不管怎么说，一解放，我一回国，就在北京市文联工作。那个大院儿里印着我的脚叫L，不是两只，是三只，还有这拐棍儿。我拄着拐棍儿从那院子里走过多少来回儿？那地方的土地爷兴许数着。倘或我能见着那土地爷，倘或他不糊涂，他会告诉我的。我在那地方，用三条腿走了十五六年，从五十来岁，走到了六十七岁。好歹吧，那地方留下了我的心血，记下了我的岁月。我要死了，无论如何得到那地方去告个别，哪怕再换顿揍呢。你看，活人，或者说我活着的时候，多么死羊眼，多么的犯傻。那是单相思啊！人家不爱你，不喜欢你，简直的恨死了你，你还偏偏要自作多情，临死了，还要到人家那地方去，就为了在心里说一声儿‘再见’。我够多么傻！”

他喘口气，或者我以为他喘了口气。我想给他找口水喝，润润嗓子。

他拉住我：“你忘了，我是灵魂。灵魂不喝水，连酒也戒了。”

他呆了一下儿，又说：“还好，大院儿里没人。连门房都空着。人们兴许都在为革命而睡觉。我也不打算多转悠，弄醒几位英雄再收拾我一顿，我要自己死，用不着别人帮忙，死在他们手底下。我又慢慢走出文联大院。路过电报大楼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那大钟，七点十五分。你听着，夏景天的早晨七点十五分，应当是人正多的时候。马路上应当是流水一样的自行车队，公共汽车应当紧跟脚地一辆挨着一辆，车里也应当摩肩接踵啊。机关里，虽不到上班的时间，可也至少有人走动。那天怪了，文联大院里愣是一个人没有，马路上硬是安安静静。有自行车，有汽车，可好像都没有响动，一辆辆都悄悄地滑过来，溜过去。现在想起来，这不是真的。而只是我的幻觉。大概那时候我脑子发空，闹得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就登上了二十二路汽车。车到护国寺。女售票员一声喊：‘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护国寺到了！’我又猛不丁醒过来，不由自主地下了车。”

他停下不说，抬头望望天。细雨已经停止，从云彩缝里露出了月亮光儿。

“真怪，”他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的变化，有上弦月、下弦月、半月、圆月，月牙儿，可太阳就不出回太阳牙儿？”这问题我也不懂，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他看看我，悄声说：“月牙儿是我的朋友。我从小儿就看着它，在月牙儿底下看母亲怎么给死去的父亲上坟、烧纸；怎么在月牙儿底下抱着个大绿瓦盆替别人洗衣服。她连那些兵士、屠夫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裤子也洗得雪白。她的手总是通红微肿的。我的小说《月牙儿》里，就有我母亲的影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