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手摸摸老头儿的额头,老头儿拨拉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不发烧。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胡话,我见到过他,他的灵魂,我们还说了话。”
我看着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直跳,喘了半天气儿,才轻声问他:“真的?”
老头儿掏出工作证,递到我眼前,说:“我是退休的编辑,原来在科学教育出版社。我是唯物论者,活了这么大岁数儿,不打算装神弄鬼给自个儿脸上抹黑。我是副编审,虽说退了休,也还算得上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不想编瞎话,辱没了我的清白;可我也不能不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的确确看见了他——老舍的灵魂。我跟他有过交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也有了特异功能,暂时也不想把自己交给医学部门儿去研究,可我得找个人说说,找个有人心的人,有鉴别力的人,能记下我的话的人,说说老舍的灵魂怎么跟我说话,都说了些什么。”
我喃喃着:“您,觉着我行?”
他叹口气:“唉!试试看吧,我肚子里的话正往外拱,看你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的劲头儿,就给你说说吧。”
读者诸君,请记住,我是这位见到过老舍灵魂的老者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对付的等外品交谈对象。因此,我所记下来的文字,倘有疏漏、脱落、接榫不自然,或者简直自相矛盾的地方,都得请你们格外宽宥。
以下,便是我记录下来的老者的话。括号里是我的话。
在跟你说到我见着老舍的灵魂之前,我先告诉你在他生前我与他的缘份。不不,我和他不是朋友,我和他素不相识,算来他比我将近大二十岁,我平生也不喜爱文学。可这并不拦着我敬重作家,——我指的是好作家。他们能用一支笔写出人间百态千情,让人们品出自己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的道理,体会到虽然亲身经历过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能这样写东西的人,是有本事的作家。有真本事的作家让人从心里敬重。因为我做不到。我的专业是物理,我教过书,也研究过几个课题,可什么也没研究出来。最后,我明白了,人不能跟自己的才能打擂台,雄心壮志与实际本领是两回事。我作了编辑。我不是说,干别的都不成才当编辑。编辑也是门学问,我适合做这个,而且干得还行。不然,“文革”一开始就不会打我个“反动学术权威”。当然,那时候“权威”不值钱。我一辈子想当权威,没当成,“文革”时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化大革命”要全面否定,我倒想,什么都否了吧,可千万把“权威”给我留着别否了。知识分子,图什么呢?可退休的时候儿,人们又偏偏不愿意把“权威”的徽号送给我。不想它时偏要给,想要它时又要不到。人生,有时候就如此可笑。嗅,说远了。总之我认识了谁是老舍,就是我糊里糊涂当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
“权威”虽然不错,可加上“反动”二字,就要倒霉。整天挨批斗的滋味儿,足可以给人一生留下做恶梦的材料。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们那单位的“小将”、“中将”、“老将”们,忽然对我丧失了兴趣,把我“挂”了起来。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挂票》没有?挂起来的劲头儿,比挨斗还难受。好坏、是非,一切未定,心老是悬着,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着这一天,那是星期一。我“挂”得难受,又不能参加运动,自找挨斗,于是,一大清早,就溜出单位,来到市里,打算在散步中使自己的心落到一个支撑点上。
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为什么,一路汽车老也不来。我打算从酉单溜达过去。走了不远,刚过邮电大楼,就见一群“小将”喊着、叫着往一个大门里走。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支使的我,我本来已经挨够了批斗,为什么还要去别处看别人挨批斗?今天,我相信是冥冥中有股力量,让我在那儿见到老舍,好让我在他死后重见他的灵魂,把他的死,他死后的思索传给后人。我现在再不埋怨我那天的失态。反正吧,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催的,我的双腿由不得跟着那批人进了大院儿。事后,我知道,那是北京市文联大院。
大院很深,我走了许久,才来到院子中心。院子里全是人,所有的眼睛全都喷火,像火焰喷射器;所有的嘴里都冒口号儿,像一门门迫击炮。人群中间站着一排人,一排受罪受苦的人。其中有个老头儿,微胖,也许是微肿,黄白的脸上全是虚汗,额头上流着血,眼镜后面是一对闭紧了的眼,只瞧见那肉眼泡儿一劲儿地打颤。人们说他是“反共老手”、“卖国文人”。不说你也知道,他是老舍。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他。我过去非常喜欢他的文章,觉得他是幽默大师,是最能传出北京生活神韵的人物。
“你一贯反共,交代!”人们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