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黑。那块儿又没有路灯。湿漉漉的湖岸上，躺着老舍的遗体，不知谁给他盖上了一领破芦席。你想想吧，一个以他的文章震动了全世界的作家；一个那么热爱别人，又让别人热爱的好人；一个那么全心全意歌颂新社会，歌颂革命的大文学家；最后会躺在一领破席下，躺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湿漉漉地告别人生。怎么想怎么让人透不过气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个老头儿——那时候儿我还不老，才四十七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吧？——蔫蔫儿地坐在老舍遗体身边儿抽烟，说是已经去通知他家属了。他们来到之前，他得守着，省得狼拉狗扯。听听，你听见这话鼻子不酸吗？当时，我想骂老头儿几句，可一想，他与老舍非亲非故，为这个又准挣不了钱，可他甘心守在那儿，看护老舍的遗体，这不是好人吗？简直是大好人呐。

老舍的尸体是什么样子，我不愿再说，有他亲人的文章在，你可以自己去读。我只说我同那老头儿的交谈，这可是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材料，是绝对的秘密。

“您老高寿了？”我问那老头儿。

“还小呐，七十。”他说。

“您，跟他，”我指指老舍的尸体，“熟识？”

“这话得看怎么说。”老头儿划了根火柴，好像是点烟，实际上是瞅我，审查我，因为那洋火头儿差点儿燎着了我的眉毛。

他说：“瞅你呀，不大像犯疯病儿的人。甭打算瞒我，你眼下也挨着批呢，是吧？”

我只好点点头：“嗯嗯。”

“你跟他是朋友？”他问我。

“不是，可我看过他写的书，他写的戏，头天，还瞧见过他。”

“敬重他？”他又问。

我瞧瞧四外无人，又点点头。

他说：“这就是咧。我跟你一样。他写的《龙须沟》，我瞧过，在大戏园子里，坐的头几排，区政府给的票。他写的《茶馆》，我瞧过。这回坐得远了，楼上最后一排，儿子给奔的票，区政府不管了。那戏写得好哇！”

“怎么个好法儿？”我问他。

“不瞒您说，我是旗人，他是正红旗，我呢，正蓝旗。戏里头有两句话，我记在心里头啦。”

“哪两句？”

“头一句，‘旗人也是中国人’，太对了。第二句‘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我要是死了，让儿子刻块碑，就刻上头一句，我是中国人呐！”

“您，您值得敬重。”我差点儿给他鞠躬。

老头儿吃惊地瞧瞧我，说：“嗯？您怎么跟他一样，也这么说？”

“那么说，您，您在他死前跟他说过话儿？”

“唉，怨我呀！”老头儿说，“虽说他昨天没跟我通名报姓，可我已经猜出他是谁了。我们说了半天话，我绕搭了他半天，到底让他说了点儿自个的事儿，我就全明白了。他心里头憋得慌。我劝他跟我回家，他不去。当初我要死乞白赖地拉他走，他不就不至于这会儿躺在这儿了吗？嗯？我混蛋呐！”

“您可别这么说，这不怨您。”

“怨谁？”

“怨，谁知道怨谁呀！”我说不清楚。

老头儿站起来，瞅瞅四周，压低了嗓子跟我说：

“趁这会儿没人，趁天黑下来，咱们祭奠祭奠他。”他话头儿一转，又冲我说，“小子，可先说下，你要是去打小报告儿，我也顶着。我从小儿拉车，后来种地打鱼，我可是劳动人民，你就是说出什么去，也定不了我反叛。”

“老爷子，您放心，我跟您想的一样。”我保证。

“好咧！”

老爷子说完，从怀里掏出个压扁了的纱布灯笼，从衣兜里掏出半截子蜡，点着，插进灯笼里的蜡座儿上，把灯举过头，在老舍的尸体上转了三圈儿，然后走到湖边儿，慢慢地摇着那灯，在细雨里，颤声儿叫着：

“老……老兄弟，走好，走好。你慢慢儿走，再瞧一眼咱老家，瞧一眼北京吧！”

我的泪，唰地一下子窜出眼窝儿，一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我双手举向天空，闭上眼，心里头跟着那老爷子呼喊。

那老爷子忽然骂起来，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你那眼是他妈的猪尿泡！你怎么净让好人不得好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