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闭着眼摇摇头，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写文章卖给美国，让他交代得了多少美元！”人们又喊。

他依旧闭着眼摇摇头，还叹了口气，好像是。他为谁叹气？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反正，他始终闭着眼，咬着牙。

突然，他被人踢倒，嘴啃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人群哗地散开，又哗地围上去，把我挤到了前面。我的脚几乎碰到他的手。

“他装死。要死狗！”人们喊着。

“痛打落水狗！老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们叫着。

忽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舍，开始活动了。先是他的两只手慢慢地往回缩，缩到与肩膀差不多平行的地方，接着，他的头慢慢抬起来。猛然，他两手使劲一拄地，他抬走了上身，移动着双腿。我看出来，他的腿分明地有点毛病，不大利索。可这双有病的腿，一下子支撑起他的身体，他笔直地站起来了，把头昂得老高，紧闭着的眼，突然睁开，一道鲜血，蚯蚓似地从额头爬向眼角。原来，他的肉泡儿眼里，是一对聚光灯！他那眼里的光，是愤怒、刚强、自信、反抗？还有什么，我说不清，但那双眼，和那眼睛里的光，我至今不能忘。我知道了，人们的眼睛原来可以射出那样的光。他那目光扫射着人群，而且我觉得最后停在了我身上。他看着我，或许是我觉着他看着我，仿佛朝我交待着什么，询问似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朝他点了一下儿头，或许是我自以为朝他点了一下儿头，而实际上没点。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一定点了那么一下儿头。因为，他的眼里立刻有了宽慰的光，又在一霎间换成原先的光而瞅着别人。

我呆不下去了。我走出人群，茫然失神地走回我那每日“三省吾身”的小房间里。一路上，我都觉着脊背发热，那是老舍的眼睛瞧的。很像是聚光镜把阳光的焦点聚在我身上。

我现在知道了。那是老舍的灵魂向我交待，让我记住他的眼，眼里的光。然后，他才可以判定我是不是值得他的灵魂与我交谈。倘或我的表现极其糟糕，完全不能懂他的目光，他也就不必再显现灵魂于我。他挑选了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辰。在那极为特殊的境地，老舍看到了我这个人心还没完全混灭的人，把自己的心托付给了我。这托付是郑重的，是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老舍是在把自己整个儿地都交给了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无意中担起了这样一副担子，我就不能不自我刚强。我已对自己保证，要好好理解老舍，不要糟践了他那宝贵的一瞥。

回到我的小屋，我心神不宁，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幸或者灾难要降临。我在小屋里踱来踱去，每迈一下脚，就好像听见一声叹息。我试验着再迈一步，侧耳听听，还是闹不清那叹息声究竟在哪儿。但那叹息是那么真切，就在我头上、身前身后飘荡。这叹息促我踱行，又迫我止步。最后我明白了，那叹息是在我心里。那不是我一个人，而至少是老舍和我两个人的叹息。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小将”们忽然把我拉出来，站在总编辑身边“暗斗”，还给我戴上了一顶用厕所里装便纸的纸篓糊成的高帽。有人在我耳边叫喊。喊什么，我没听清。有人打我，好像是。但我没有觉到疼。我心里乱，乱得厉害，一辈子没有那么乱过。像有十几只猫，用爪子挠我的心。“陪斗”礼成，我被送回小屋，勒令我写“认罪书”。我瞧着白纸像是瞧着云彩，眼前老是模模糊糊。身子发虚，脑子发空，空得想吐，却又什么也吐不出，只有汗毛孔尽情地往外冒汗珠。我不知我是怎么了，全身都难受，心里慌得邪性。我脑子里老有个声音在叨叨：“坏了，要出事儿。”“坏了，要出事儿。”出什么事？谁出事儿？我说不清。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不是说我自己。那时候，中学老师有被打死的，但我们那儿的“小将”，甭管怎么说，也十八岁以上，比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懂事得多，还没有人往死里打我。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可为谁在悬心，我又想不出。

二十四号一整天，外加一宿，我都神不守舍，汗出得像从水里捞上来。那天也闷热，好像要下雨，又下不起来，天似阴似不阴，阴阳怪气，总有石头堵着胸口似的。二十五号，怪了，心情忽地转好，仿佛来了个大解脱，我什么都不想，就像刚从一场甜睡里醒过来一样，看什么也不烦了。去打开水的路上，我还不知不觉地哼了几句歌儿：“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大阳。”自然，招来“小将”一通骂：“闭嘴，这歌是你能唱的吗？”我居然没恼，没气，也没有灰溜溜。你说，这是为什么？二十五号下午，我听人说，太平湖里漂着个尸首，身边漂着写满了字的纸。尸首捞上来，有人从他的工作证上认出来，死者叫舒舍予。我听了一怔，立时懂了我那两天奇异的心理变化。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单位离太平湖不远，有人早晚跑步哇，打打拳呐，常上那地方去，僻静。所以，太平湖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我们这儿来。

晚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看管我们的人都回家为革命而吃饭了。我偷偷儿地溜出来，窜到太平湖西岸，去拜谒老舍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