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祖母走到咱姥姥身边,蹲下身,问:
“亲家,这是怎么闹的?”
咱姥姥不能回答,咱娘哭着说:
“大婶……救救俺娘吧……”
咱祖父走到咱姥爷面前,嘴唇翻动,但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将双手放在裤子上使劲搓着。
村子里的人涌进了院子。
两个穿蓝制服的乡警也进了院子,眼睛像鹞子一样巡看一圈,然后毫不犹豫地来到咱姥爷身边,每人抓住一只胳膊,将咱姥爷架了起来。
咱祖母走到咱姥爷面前,说:
“亲家,你放心地去吧,你的闺女就是咱家的闺女!”
咱姥爷欲给咱祖母下跪,但身体给警察架住了。
咱姥爷流着眼泪说:
“拜托了!”
然后,他就给咱祖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典型的日本礼节,估计是跟着咱姥姥学的。
第二章 咱家是个狼孩子
从现在退回去三十几年,咱老家那一带,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新生十个孩子,能活下来五个就是特大丰收,活上三两个,也算不上歉收。可以这样说吧,在那个年代里,在咱老家那块地方,凡是能够活下来的孩子,都是经过了大自然优胜劣汰过的比较优秀的个体。咱家祖母是黑龙江边一溜十八屯中最有名的接生婆。据她老人家说,经她的手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千个,但活下来成了人的,连五百个也没有。说起接生婆,咱家总是联想到媒婆,好像她们是一路货色。但事实上,在咱家那地场,接生婆比媒婆受到更多的尊重。在旧戏台上,媒婆有自己固定的脸谱与形象。她的额角上总是贴着两贴膏药,总是咧着一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大嘴,总是撇着一双能把南墙踹倒的大脚,总是穿着一件能把膝盖遮住的偏襟大褂子,总是手里提着一杆大烟袋,到了人家里,蹁腿往炕头上一坐,然后就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撮合那些伤天害理的婚姻。接生婆没有自己的舞台形象。一般人认为,接生婆处于医与巫的中间状态,虽然也多少收一点礼物,但基本上属于积德行善的工作,以业余为多,鲜有以此为职业者。接生婆因为出发点的美好(没有一个接生婆不希望母子平安),不是像媒婆那样,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骗人,所以就掩盖了她们在工作中犯下的罪恶。当然,她们的犯罪基于她们的愚昧,这责任要历史来负,与她们无关。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咱祖母,既是有名的接生婆,又是著名的媒婆。她经常在替人说媒时接生,也经常在接生的过程中替人说媒。除了这两项工作之外,她还是屯子里替死了人的家庭料理丧事的司仪。她满脑袋规矩,满肚皮知识,这世界上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她不能解答的。咱家之所以能够有今日这样一点成就,全仗着运气好撞上了这样一个祖母。
咱家长到七八岁时,在屯子里的小学读书。有一次,为了抢一根老虎的胡子,与班里的几个孩子打起架来。咱家体力虽然不是班里的最强,个头也不高,但咱家特别善于使用牙齿,几个回合下来,那几个小子都被咬伤,有的手指流血,有的耳朵穿孔。他们逃到离咱家几十米的地方,各人都捂着自己的伤口,痛得龇牙咧嘴,骂咱。咱家对着他们一龇牙,他们撒腿就跑。他们骂咱家是狼孩子,说是咱爹与母狼交配生下了咱。他们还骂咱祖母,说她是“红眼睛,绿指甲,腚上拖着灰尾巴”。咱家这才得知,接生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原来是一副如此可怕的形象。咱家脑子里之所以没有这种关于接生婆的可怕形象,原因就是接生婆是咱家的祖母。
最近几年,咱家多次在梦中见到祖母。她有时候像那位把卖火柴的小女孩接到天堂里去的慈祥的老祖母,有时候却是额角上贴着黑膏药、手里提着大烟袋、屁股上拖着一条灰色的大尾巴的可怕形象。咱家知道这形象是媒婆的舞台形象与咱老家的孩子心目中的接生婆形象的组合,就像凤凰的形象是孔雀与野鸡的组合一样。
解放后国家提倡新法接生,县卫生局要为每个屯子培养一名接生员,通知发到公社,然后再由公社发到大队。咱蛤蟆屯大队的支书金贵——他是咱祖父的远房堂兄弟——找到咱祖母,说:“嫂子,来了好事啦!什么好事?去县里学习新法接生,学完了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助产士称号。”祖母嗤之以鼻,说:“女人生孩子,是瓜熟蒂落的事,接生婆不过帮着拾掇拾掇脏物罢了,学什么?”金贵说:“你要不去,我可要让别人去了。”咱祖母说:“你愿让谁去就让谁去,你不用张口我就知道你要让二曼去!兄弟,尽管劝赌不劝嫖,但嫂子还是要劝你几句,这个娘们,什么男人没见过?你千万别对她动真情。另外,嫂子提醒你,那木匠郭兰,你甭看他见人就点头哈腰,装出一副龟孙子的模样,其实这人肚子里有牙,你提防着点儿,提防着他宰了你。”
咱蛤蟆屯大队去县里接受接生员培训的果然就是郭兰的老婆二曼。那是个腿是腿腰是腰的女人,那是个该瘦的地方瘦、该胖的地方胖的女人。虽然那时候她已经不甚年轻,但依然是风骚迷人。祖母说伪满时二曼在哈尔滨当过妓女,解放后从良嫁给了咱蛤蟆屯的小木匠郭兰。她惯常梳一个油光闪闪的“飞机头”,喜欢斜着眼睛看人。见了男人就笑,不是那种堂堂正正地笑,而是低着头、捂着嘴、斜眼看着人、吃吃地笑。也许是她曾经当过妓女,所以她才这样子笑。也许她喜欢这样子笑,人们才说她当过妓女。二曼嫁给郭兰后一直没有生养,人们说她在长期的放荡生活中丧失了生育能力。为此郭兰对她心怀不满,常常找茬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