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走了，还回来吗？”牛玉珍问。

“回来，我们回去就要到外省学习安装技术，等到厂房建成，我们就回来安装机器。”刘艳说。

“到那时候，就怕大姐出嫁成了小媳妇啦！”另一个姑娘戏谑地说。

“俺不找婆家，俺才十八哩，俺还等着糖厂招工哩。”牛玉珍脸红红地说。

“你们家就你自己在家？”刘艳问，“你哥哥的二胡拉得盖帽了！”

“啊，你怎么知道我哥哥会拉二胡？”

“刘艳每天晚上都在你家门外偷听，说不定她要给你当嫂子哩。”胖姑娘一本正经地说着。

“该死的，我撕了你的嘴。”刘艳气恼地揪住胖姑娘的发辫，胖姑娘连声求饶。

“大姐——其实该叫你小妹妹，”刘艳说，“我们明天就要走了，再见吧。”

姑娘家好动感情，分手时，牛玉珍两眼贮满了泪水。刘艳她们也有点舍不得这个纯朴而美丽的姑娘。

但第二天刘艳她们并没有走成。因为这天夜里，糖厂筹备处几十个人几天的辛苦劳动果实又被彻底破坏，那上百根木桩子又被拔得干干净净。筹备处的领导人赶到现场，发现每个桩坑前都留下一些熊掌般的大脚印。马支书关于“小孩弄柴烧”的推测不攻自破了。筹备处负责人圆脸都气长了，他再次闯到马支书家大发脾气，坚决要求马桑镇支部、或是马桑镇管委会严格追查。豆粒大的汗珠沁满马支书的额头，他虽然对筹备处负责人的态度不满，可也没法驳回。因为，事情毕竟是发生在马桑镇上，他这个地方官负有责任。

马支书当天晚上又召开了社员大会，要求大家检举破坏分子。会场上，一些粗野的年轻人骂不绝口，扬言捉到这个人一定要送他进班房，为镇上除去这一害。

牛青在会场上一声也没敢言语，这事是谁干的，他心里已有八分知晓。但他又没有勇气揭发，牛阔成毕竟是他的爹。

上午，当糖厂标志再次遭到破坏的消息在全镇传开后，牛青就注意到了爹那双沾满了泥土的鞋子。老头子躺在屋里，呼呼地直喘着粗气。牛青进去对他说：“爹，糖厂的橛子又被坏人拔了。”

“拔了好，让他们建。”

“爹，是不是你拔的？”

“是我拔的又咋样？能把老子毬咬去？……更甭说不是老子拔的了。”

这种几乎等于招供的回答使牛青感到又气又怕。气的是碰上这么一个糊涂老子，怕的是一旦事情败露，老头子要受国法制裁，自己和妹妹也要跟着承担恶名。

“爹呀，您老人家怎么能这样呢？您不是说咱家老辈子都是老实人吗？干出这种事，您不为自己想想，也该为自己的儿女想想。地是国家的，不是你的，国家的事，您挡得住吗？”牛青的眼泪几乎都要流出眼眶了。

牛阔成躺在床上默默无语，牛青继续数落。他终于耐不住了，折身起来，吼道：“你给我滚出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去告你老子好了——你怎么就敢一口咬定是我干的？镇上反对建糖厂的人多着哩。”

“爹，我不说了，随你折腾去吧。你的下场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牛青跑出爹的房间，拿出二胡，坐到杏树下边，拉起《江河水》来，这曲子本来就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牛青又把自己满腹的冤屈都揉了进去，更使得曲子令人不忍卒听。牛玉珍从窗棂里望着面色苍白的哥哥，泪水一串串地挂在腮上……

连续几天的清查毫无结果，牛青到底没有去揭发自己的老子这个重大嫌疑犯。筹备处领导人一天三次催着马支书赶快破案，但在马支书这种典型的油条干部面前，天王老子也没有多大办法。马支书懂得对付上边的一整套战术：软磨硬抗，疲劳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等到筹备处领导醒悟过来，去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联系时，现场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公安局就委托公社派出所处理，这事很快就疲疲沓沓地失去了它吸引人的魅力，马桑镇的人又像以往那样照旧生活了，小镇上又是风平浪静。而这时已是四月尽头，杏花开过，桃花又开得灿若云霞，一团团雪花般的柳絮在镇子上飘来荡去。镇后田野里的麦苗已长得没了膝盖，绿油油的一片，十分喜人，只要再等一个半月，小麦就要到手。马支书不去追查拔桩的坏人，反而劝说筹备处领导人把工期推迟一点，等到农民们把麦子收了再说。筹备处领导人坚决驳回了马支书的请求。由于两次破坏，已经使开工日期延拖了近一个月，他们已经受到了批评。

这次，糖厂筹备处领导人学精了。他们估计到这个破坏分子决不会就此干休，便暗布机关，抽出了吴水等四个腿脚矫健的小青年，白天躲在小学校里睡觉，夜晚到麦田去潜伏。这次，他们砍削的木桩一根根都像房檩般粗细，用十八磅的大铁锤一直砸到地下半米深，没有鲁智深的力气是休想拔得出来的。一连四五天夜晚，吴水他们趴在麦田里“守株待兔”，初夏的凉露打得他们衣服湿漉漉的，但是毫无所获，连他们也开始怀疑这样干是不是大冒傻气。最后一夜，终于发现了一个黑影在木桩周围转来转去，四个人一拥而上——吓得一条狗转着弯子跑走了。闹了一场虚惊，四个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