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高大但骨肉疏松的渤海民工团“钢铁第三连”指导员命令两个青年夫子把父亲捆在一棵大桑树上。这是1948年初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亮后，父亲看到桑树被饥饿的人们剥成了几乎裸体。两个青年夫子一个叫刘长水，另一个叫田生谷，都是高密东北乡人，父亲看着他们眼熟，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他们两位对余豆官这个土匪种却很熟悉。父亲虽然比不上爷爷大名赫赫，但也算得上东北乡的传奇人物。听到指导员的命令后，两位夫子脸上在黎明前的晦色里露出了一些朦胧的难色，手下的事儿干得不太迅速。指导员拍着盒子枪的木匣，哑着嗓子训斥他们：“磨蹭什么？动老乡观念了？快捆，捆结实！”

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的莱阳、海阳口音，他身体有病，哈着腰，经常咳嗽、吐痰。父亲在晨光中发现了他牙齿的闪光。

两个民夫一左一右紧着绳子，把父亲的身体与桑树捆在一起。他狡猾地鼓足着力气，抵抗着绳索的侵入，为的是松气时绳子松弛些。清冷的空气使绳索僵硬，索上的细刺像针尖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热度很高，头眩晕，鼻子胀得厉害。捆绑完毕，两个夫子退到一边去。指导员不信任地斜了他们一眼，走上前来，检查捆绑的质量。父亲赶忙挺胸鼓腹，让绳与肉紧密咬合。指导员用残手上的两个相依为命的指头往绳与肉之间插，插得父亲肋骨奇痛。插不进去，说明捆得紧，绑得牢，捆绑质量很高。他满意地对两个青年夫子哼了一声。他恨恨地对父亲说：“小王八羔子，看你还怎么跑！”父亲听到指导员说话时肺里有重浊的杂音，还嗅到了他牙龈发炎的味道，父亲心里升腾起蒙骗得逞的愉快，只要一松气，绳子与肉皮之间就有了间隙。

天有些白亮了，离桑树一百米的民夫连宿营地里，传来毛驴厮咬的声音，寒气逼人，驴声显得暖烘烘热乎乎，驴声里有驴的胃里泛上来的草料味道。一个黑瘦的人从那边过来。父亲认出了他是连长，看到了他披着的那领日本鬼子军大衣。

“抓回来了？”连长问。

“抓回来了，”指导员说，“这兔崽子，腿下好生利索，要不是我打瘸了他的腿，非跑了不可！”

父亲突然又感觉到腿肚子枪伤的疼痛，不是指导员提起这疼痛不明显，他庆幸子弹未伤着腿骨，暄肉伤，好得快，伤了骨头可就毁了。连长凑上来漆黑发亮的生铁脸，用两只细细的冷眼盯着父亲看一阵，然后，猛挥起钢硬的巴掌，扇了父亲的鼻子。“混蛋！”连长说，“非毙了你个狗杂种不可！临阵逃脱，还是什么土匪种呢！”父亲鼻子一阵酸麻，刚想呜呼叫喊，就感到四股热乎乎的液体在脸上流，两道泪水，两道鼻血。他无法擦拭脸膛，心里憋闷，便呸呸地啐着嘴里的咸滋味，骂道：“你妈的连长！共产党还打人？”

连长又挥掌在父亲的鼻梁上加了一下工，回骂道：“共产党不打好人！”

父亲知道斗嘴不是好法子，除了落得皮肉受苦外，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于是便闭了嘴巴，低下了头。

连长劝指导员回营地休息一会儿，并命令两位青年夫子严格看守父亲。刘、田二位各肩着一杆解放军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老汉阳步枪，诺诺地答复着连长的命令。连长和指导员一高一低向宿营地走去，指导员咳得很厉害，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因病转到地方。刘与田披着破棉袄，黑色牛皮腰带上插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太阳在东边烧起一团火，照着荒凉颓败的村庄里的断壁残垣、朽木枯株和干萎的蒿草，草茎上结着白霜。刘、田二位眉上有霜，他们的黑脸膛遭到太阳光照，黑红黑红，犹如怪异的葵花。一股乳白色的热气从他们的嘴巴里喷出来，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底，秋天结束了，父亲心里一片凄凉。刘长水打了一个哈欠，身体有些晃荡。他对父亲说：“余豆官，都说你是个生死不惧的好汉，跑什么？民夫连死人的机会不多呀！”

父亲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的心里很不愉快，被人曲解为怕死鬼，是莫大的耻辱，但他没有辩解。

田生谷说：“你这小子，害得我们一夜没得安生。你跑什么？不知道队伍等着吃粮？待会儿怕要枪毙你了，有什么要往家里捎的话，跟我们说说吧，孬好是乡亲。”

父亲说：“你给我把脸上的血擦擦，别让我这样鼻眼不清地挨枪崩。”

田生谷跟刘长水交换了眼神，疑虑重重地说：“余豆官，你不会趁着我给你擦鼻血时机咬掉我的手指头吧？”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自然不知道脸上的笑容怪模怪样，令两个年轻夫子胆寒。他们互相推托着，谁也不敢冒风险。父亲愤怒地说：“别他娘的推托了，不用你们擦了！”

田生谷怔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豆官，不是我不给你擦，是你太厉害，村里人都说你在日本用牙咬死了一头狗熊，看看你，一口那么结实的钢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