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究天人之际”又是建立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沉潜于历史深处，在“古今如何变”以及“古今何以变”的考究中达到“通”的目的，以此辨析出何者是历史偶然性、何者是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从而总结出历史经验与教训。综观《史记》，司马迁在描述“古今何以变”时主要突出了四大变局：一为上古帝王（详见《五帝本纪》）与“三代”（详见《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所代表的“德治”、“王道”政治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为国人所逐而渐渐式微，开始转入由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为政治主体的“霸道”政治时期，一为秦以武力统一六国的暴政时期，一为刘邦由布衣至天子的楚汉战争时期，一为汉王朝统治时期。不仅勾画出历史发展之大变局，司马迁还很重视探究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如在《报任少卿书》中强调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在《自序》里表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原则在《史记》的具体写作中得到了贯彻实行，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六国年表序》：“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等等。

（五）史学内容相当丰富，史学体系详备严密。后来之正史尚有“详于帝皇而略于民间”、“乃帝王将相之家谱与功德簿耳”等弊病，《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不仅重视军国大事之记载，而且还叙述社会中种种现象：在典章制度方面有“八书”，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军事、政法、财经、漕运水利在等诸多方面；在人，举凡有一技之长可采者，均为之作传（如记医生的《扁鹊仓公列传》、记术士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记商人的《货殖列传》、记俳优的《滑稽列传》等）；不仅详述汉民族之兴衰，而且还突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偏见，为朝鲜、匈奴、大宛、东越、南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立传；不仅注重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很注重经济史（主要见于《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文化史（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

（六）史学态度非常严谨。司马迁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教育，有渊博的学识，有实地考察的实践，身为太史令又可拥有大量的史料来源，可是，他在处理史料时仍非常严谨。众所周知，《史记》之记载始于黄帝，可是，他却不说“卒述黄帝以来”，而说“卒述陶唐以来”，为什么呢？因为黄帝所距时代较远，其事迹有不少传说的内容，仅能说是传说史，而“《尚书》独载尧^[yáo]以来”[22]，已有文献可征，与传说史相比自然是较可信了。司马迁对二者的可信程度作了清楚的区别，述黄帝之事迹时将《五帝德》、《帝系姓》与《左传》、《国语》相参证，另外又比勘缀辑了《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庄子》、《礼记檀弓》及《郊特牲》、《战国策》等典籍中的史料，还剔除了“百家言黄帝”时的“不雅驯之言”，其史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此外，《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书其明，疑者厥之”；《楚世家》中说：“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信则传信，疑则存疑，这些都能表现出司马迁严谨的史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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