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除“互见法”外，《史记》中还有一种“迭见法”。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互见法”中的事件是详与略的关系，而“迭见法”中的事件则是重复的关系。读《周本纪》与《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等诸侯世家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事件如“齐桓公始霸”、“孔子摄鲁相事”等反复出现，这便是迭见法。当然，这里的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意味的重复”，凭着这样“有意味的重复”，《史记》勾勒出特定时期关乎天下的重大事件，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就是通过多种史法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正史起到了很好的范例作用，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有着彪炳千古的历史影响。

（四）表现出深刻的史学精神。被称为西方史家之父的希罗多得曾说其写作《西波战史》的功用是“关于许多人物勋业的记忆，由此书而防止其归于泯没。希腊人及异邦人伟大而可惊异的行为，由此书而不致失其光荣的报偿。以此希望而公布此书”，表现出通过历史纪录以求不朽的史学精神。此种史学精神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在《报任少卿书》中，他明确指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指出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是“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在《全汉文》收录的他另一篇文章《与挚伯陵书》中，他又强调了儒家“三不朽”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些都表现出通过著书立说以求不朽的意识。不过，司马迁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继承发扬《春秋》的史学精神，融之于家学修养与自己的人格学识，表现出相当深刻的史学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并不讳言《春秋》对自己的影响：“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把承继《春秋》精神视为自己当仁不让的一项使命。司马迁认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他的《史记》也至少表现出不以“天子”、“诸侯”、“大夫”等政治权威为主体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以“是非善恶”、“王道”、“礼义”为标准的历史理性精神。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有着源远流长的家学修养——“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的《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评说的一篇专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保存了这篇文章：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shàn]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