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司马迁并没有采用心理独白的方式（史书中也不允许这样的方式），只是写了刘邦的三次“大喜”就表现出很微妙的内心活动——刘邦的猜忌、多疑、虚伪；萧何的小心、勤谨、明哲保身。内心活动的微妙甚至到了这种地步：萧何甚至还不得不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坏事，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

其次，《史记》将曲折生动的情节与琐碎却又有味的细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扬雄曾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又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还有天马行空的刺客与游侠，司马迁描述起来都是绘声绘色，生动传神，有很强的传奇性，例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晋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范睢列传》、《田单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孙子吴起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写入史书当中，这些细节其实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甚至预示出人物以后的命运。例如《李斯列传》与《酷吏列传》当中的张汤传都写到了老鼠，写张良写他为人穿鞋的细节，写刘邦时多次提到他洗脚的细节……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真挚浓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强烈的悲剧氛围，或感慨世态炎凉，或“废书而叹”，或拍案而起，或对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还有，《史记》的章法、句法乃至用词都颇有独到之处，成为后世学习写作古文的典范。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清代的桐城派，都从文学的角度对司马迁作出高度评价。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者。《史记》所表现出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诸多思想不在《概述》部分一一列举了，将贯穿在以后对具体篇章的分析与专题论述之中。

教材体例：

以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史记》为底本，精选其中十二个篇章加以详注，帮助同学进行原典阅读。“题解”部分概括介绍这十二个篇章的主要内容，篇章后有“文化拓展”、“文学链接”、“集评”、“思考与讨论”四个部分，将《史记》的多个篇章对照综合、融会贯通，并联系其他著作、言论等概括出一定的专题，把读原典与系统化、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其中，“表序”、《平准书》因体例较为特殊，只安排了“题解”与“集评”。另外，《儒林列传》、《匈奴列传》的文化史意义较为重要，所以此二篇的“文学链接”在本教材中只设“相关文学典故”、“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两项，不再设“文学分析”。本教材的“文学分析”不作泛泛而谈、大而化之的人物形象分析、情节分析、语言分析，而是参考前人的文学评点切实点出各篇章在文学上的特异之处，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引导同学们举一反三。

推荐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