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对中国自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作了一次贯穿古今、推究天人的系统整理。

（二）史识超卓，将个人感情渗入史书之中却又能秉持公心，博极群书却又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明确宣称自己写作史书是为了寄托孤愤：“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11]，可是寄托孤愤并非是发泄私愤。“子长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12]，将批判的予头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然而，他不以人废言，而是“恶而知其美”，在许多篇章中也颂扬了武帝的雄才大略；酷吏是司马迁所愤恨的，他本人也身受其害，可是，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郅都的“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张汤的“扬人之善蔽人之过”，赵禹^[yǔ]的“据法守正” 等均予以公允的评价；魏公子信陵君是司马迁大力褒扬的一个人物，“六国中公卿将相，惟信陵真能下士，从谏若流，故独能抑秦。救赵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赵，则后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13]，可是，司马迁同样也对信陵君的“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秉笔直书，不用说这又是“爱而知其丑”了。

司马迁博学多才，其写作《史记》时明确指出所征引的书目便有《五帝德》、《帝系姓》、《尚书》、《春秋》、《春秋历谱谍》、《铎氏微》、《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后世学者还考索出《史记》史料来源有许多，可是，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却并没有食古不化，而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精当的评判，这些评判既不代表官方，也不假借圣人的名义，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体现着太史公的学识与境界，是地地道道的“一家之言”。《史记》本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颇能体现出《史记》“一家之言”的性质。对这一性质，我们学习《史记》具体篇目时将能深刻体会到。

（三）有创例之功，把古代记言与记事两种体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编年体史籍经典《春秋》之后别立一格，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并使这种体例成为中国正史的标准体例，衣被史界至二千年。

《史记》纪传体的体例博大精深：十二本纪是纲领，勾画出历史沿革之大势；三十世家如环绕着车轴的辐条（司马迁引用《老子》中的话说“三十辐共一毂”），七十列传又以人物的生平事迹补充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本纪、世家、列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中心，十表则是以时间为中心，二者纵横交织、互补相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八书则又以“典章经制”为线索，提供了经济（《平准书》）、文化（《礼书》、《乐书》、《历书》、《封禅书》）、军事（《律书》）、水利（《河渠书》）、天文（《天官书》）等方面的史料。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有着“原始察终”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例如《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中云：“咸表终始”，《天官书》中云：“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强调要“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样的史学意识使得司马迁在把历史文字化时很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发展脉络，在精神实质上又颇具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刘知几曾指责《史记》的体例有这样的弊病：“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这其实是没有看到《史记》的一种史法——“互见法”。“互见法”是由苏洵提出的[14]，虽然刘知几所言《史记》“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是很典型的“互见法”，但是并不能说“前后屡出”便有“断续相离”之弊，因为《史记》的“互见法”并不是事件简单的重复，而是对于史实详略的剪裁。例如，有助于刻画项羽性格、表现项羽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的史实在《项羽本纪》中不妨浓笔重彩，与之关系不大者则不妨放在别的篇章如《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之中记述，这样才是好钢用在了刃上。如果与项羽稍有牵涉的历史事件都铺陈在一起，那反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缺少中心、缺少重点、头绪不清、层次混乱，才真的有弊了。

司马迁的互见法在很多时候使用得相当高明。以《孝文本纪》为例，孝文帝是司马迁很赞赏的一位皇帝，篇末专门安排了景帝的一篇诏书与群臣的一封奏章，以“他山之石”来“攻玉”，高度评价了孝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论赞部分的“太史公曰”又把孝文帝许为“仁者”。这样一位传主，司马迁主要表现的是其“仁厚”、“宽缓”的性格，可是当我们读《孝文本纪》开头时，血腥气简直要扑面而来——“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原来这位仁德之君能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在一场剑拨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之后。后人称赏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有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而此时如果详尽描述那场剑拔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这样的笔墨与孝文帝“仁厚”、“宽缓”的形象便不甚谐和了。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在我们稍微感到一点血腥气的时候，司马迁举重若轻地吹了一口气，把那点血腥气吹到了《吕太后本纪》中，因为此时他轻轻地道了一句：“事在吕后语中”。可以看出，这里的“互见法”在“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