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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职业成长  学科:文学  发布:2022-05-06  ★★★收藏章节〗〖手机版

(上)

《史记》,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后一句则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这是对《史记》相当公允的定位。

自《史记》问世以来,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惊叹《史记》学识之淹博通贯、文笔之雄深雅健、内容之博大精深、体例之周密详备,以下便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

(桓谭《新论》)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刘正父书》)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yáo][shùn]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郑樵《通志总叙》)

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纵之以虬龙杳幻之怪,騕袅超逸之姿,然于六艺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独能抽其隽而得其解。

(茅坤《刻史记评林序》)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yǔ]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直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

(陈继儒《史记定本序》)

《史记》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宋人乃以欧阳《五代史》比《史记》。其实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

(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我们必须注意《史记》是在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而对史记进行贬低者主要出于两个角度:一是认为《史记》的思想观念不够正统,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经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1];王允贬《史记》为“谤书”[2];刘勰曾经说《史记》“爱奇反经之尤”[3];王通批评《史记》“论繁而志寡”[4];东坡指斥《史记》论商殃、桑弘羊之功为“大罪二”[5];王若虚认为《史记》是“发其私愤者”[6]……这些无非是以正统的儒家观念衡量《史记》,认为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判时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又对帝王尤其是秦皇汉武颇有非议之词,因此便是颇具异端色彩的“非圣之书”了。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是司马迁的胆识过人之处。一是认为《史记》的体例不够精纯,如班彪曾认为《史记》“进项羽陈涉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精”[7];后世也颇有一些文人学士认为《史记》将项羽归入本纪,将孔子、陈涉归入世家,将淮南、衡山归入列传有乖体例。推究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囿于“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8]的成见,仅仅以人物之身份作为归结史书体例的标准。“伟大也需要人懂”,他们未能深察司马迁之用心,所以对《史记》的体例作了不公允的评价。实际上,司马迁在为《史记》创立体例时颇重视“综核名实”,主要是以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作为归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的标准。例如,从十表来看,唯一的一个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何以如此?只因在太史公的心目中,由秦亡到汉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转折,而在这转折中,决定天下大势的主体在楚而不在汉,故称为秦楚之际而不称为秦汉之际。不用说,在这大转折时期,“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轨,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按其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将他归入“本纪”不正好能够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吗?司马迁又不为孝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太后立本纪,这也是因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吕太后虽名分上为“高祖微时妃也”却“女主称制”,且有“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作用。基于此,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一方面能够显吕氏之篡夺,一方面能够明历史之真实,倒是班固为惠帝立了本纪之外再写一篇《高后纪》反而显得胶柱鼓瑟了。

不论对《史记》是褒是贬,古人对《史记》的史学成就都甚为称许,就连对《史记》颇持苛论的班氏父子也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史记》的史学成就除了古代史家甚为看重的实录精神之外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