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yáo]舜^[shùn]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篇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马迁所接受教育的基础。前人在为司马迁所受“先黄老而后六经”之指责进行辩护时有这样一种观点：“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是司马谈，这笔帐不应算在司马迁头上。如黄淳耀《史记评论》中云：“世多谓太史公序《六家要旨》，进道德而绌儒术。余按此非迁意，乃述其父谈之言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中云：“至于‘先黄老而后六经’，自是史谈所论，谈当文景之后，当黄老者，随时也。至迁则不然矣。老子与韩非同传，仲尼为世家，《自序》言‘礼以节人’云云，止言六经，不及黄老，父子自不同。”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司马迁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乃父的文章，按照古人的孝道，这本身就是对乃父观点的认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儒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这本是推崇儒学的篇章中也批评儒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连行文都与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几乎相同；司马谈在六家中评价最高的是黄老之学，在《史记》中，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种种为政措施也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儒学已是官学，可是，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追随时尚，也没有屈从权威,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家学教育有关系。司马迁写作《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承乃父之遗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5]

要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有三篇重要文献是必读的，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的《太史公自序》，一篇是他的《报任少卿书》，一篇是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一篇其实是对前两篇的摘抄、补充与评论。由这三篇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他曾向孔安国问学，又曾从董仲舒习《春秋》，后来他又子受父业作了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为他写作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二十岁起，他又游历天下，在会稽、禹^[yǔ]穴、九疑等地考察舜、禹的史迹，在沅湘探究屈原的传说，在齐鲁观孔子之遗风，在鄱薛梁楚考楚汉战争之旧址，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这些都是使《史记》成为皇皇巨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