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著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顶剪绒帽子，穿著一件式样新颖的皮茄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 ”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著。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 “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出，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

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著这样一首“歌谣”：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特哥，核特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

“结巴磕子”是 “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净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索然无味的“革命儿歌”，其结果是，孩子们因厌弃课堂上强灌的，便在课下 “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越来越多的 “地下儿歌”。开始，这类 “地下儿歌”还只不过是单纯的音节和韵脚游戏，如：biaji　biaji　bia，摔个大马趴（“马趴”是脸朝下摔倒。）！

马趴没摔好，摔个仰巴脚（“仰巴脚”是屁股著地摔倒。）！

医生来看病，真是不高兴，打了biaji 针，吃了biaji 药——看你以后还闹不闹！

后来，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这类“地下儿歌”便渐渐糟糕起来，而老师、家长们往往满足于儿童和少年表面的听话，驯服，对于存在著另一个儿童和少年们独自相处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著另一套语言和另一套做派，长期予以漠视。结果，当少年人肩膀渐渐展宽，嗓音渐渐变粗，胆量也渐渐变大，开始公然当著大人们“撒野”时，老师和家长才慌了神儿，可是到那时候再来扭转，分明已属“亡羊补牢”。

语言不美的另一个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从小就看惯了戴高帽子游街一类的“揪斗”场面，被“揪斗”者的尊严自然扫地委尘，那些气势汹汹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并无尊严可言——龇牙咧嘴，声嘶力竭，粗暴蛮横，不顾体统……姚向东那颗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问：我长大了，是当被斗的，还是当斗人的呢？当然要当那斗人的！为实践这个愿望，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曾在一次“批斗大会”

的游戏中，让同伴们“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来”；然后他便掳袖伸拳，模仿著斗人的“造反派”头头那架势，把“阿臭”一顿乱斗，最后横眉立目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一九七六年以后，家长、老师本应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气，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姚向东的父亲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顾及孩子的心理卫生？而对孩子的点滴咎错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是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作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便也只是简单地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讽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样儿！”焉知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荡然无存，还增添了一种“心理反馈”——“小流氓就小流氓，真当给你们看看，怎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