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 《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著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著。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速食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沈，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

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著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著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著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著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著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啊，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份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

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楞了一楞：“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

原来你这么粪（假货，不中用的意思。）！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著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