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当便是三十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 “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 “反右”的 “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六千首，精选出三十首；后来到了 “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 “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 “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 “斗、批、改”，三年左右的 “干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八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

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 “亿万人民奋起反击 ”右倾翻案风“”；欢呼 “大快人心事，粉碎 ”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 “”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 “喜迎 ”老包“到垄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叠，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 “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 “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著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 “叛军”还是该奋起 “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 “造反派”又 “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划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著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