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出了北京城一直往北，沿着盘旋曲折的山路，从万里长城居庸关的墙洞里钻出去，又往北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驶进了我们上级机关的大院。我们拉来的苹果和大葱让整个大院都兴奋起来。将车上的货卸完，装上发给我们的一张乒乓球桌、四个篮球、十支练刺杀用木枪、四套刺杀防护用具、二十颗训练用木柄手榴弹、两件值班用皮大衣，我们便打道返程。来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回时添了一个。是给我们站配的新司机，1977年的兵，刚从汽训队毕业，姓田，名虎，山东沂水人，大眼白牙，满脸稚气。

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这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来，就这样穿城而过岂不遗憾？启程前我们向上级机关管后勤的一位领导请示，希望能在北京城里住几天，哪怕住一天，到天安门前照张相，也不枉了来北京一次。那位领导爽快地批准我们在北京城内住三天，并帮我们联系了我们系统在城内的招待所。那时候我们既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没有军官、士兵证，而所有的旅馆、招待所住宿登记前都要查验介绍信。他给我们开了三张盖好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供我们沿途需要时使用。

我们首先到天安门前排队照了相，然后又排队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注视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回想起两年前初闻他逝世消息时那种山崩地裂般的感觉，觉悟到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神，我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毛主席会死，但他死了。我们当时认为毛主席一死，中国就完了，但他死了两年后，中国不但没有完，反而是逐渐地好起来了。大学又开始考试招生了，农村里地主、富农的帽子也摘了，农民家的粮食多了，生产队里的牛也胖了。连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也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并且亲眼看到了毛主席的遗容。后来的两天里，我们又去了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和天坛公园旁边的自然博物馆，那里边有一副高大的恐龙骨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去了故宫、景山、颐和园、动物园，还去了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去了西单商场买了三个人造革黑背包，我自己一个，给战友捎了两个。还给我的未婚妻买了一条粉红的纱巾。她是我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时由她的一个瓜蔓子亲戚介绍给我的。当时我很犹豫，但那人竟恶狠狠地说：你别不识好歹！肥猪拱门还以为是狗爪子挠的！——这人后来也说了实话，他之所以把他的亲戚的女儿介绍给我，是因为我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而他想通过这种关系达到长期在棉花加工厂工作的目的。结婚后她对我说：在我之前，公社党委刘常委想把她介绍给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侄子，她嫌那人眼睛太小而没有答应。她和我订婚后，刘常委讥讽她：你嫌郭书记侄子眼小，现在找了个眼大的！她说：郭书记的侄子眼小无神，小莫的眼小放光，不一样的。许多年后，当我浪得虚名成了作家，刘常委逢人便说我太太有知人之明——我们还去西单路口那家饺子馆排队两小时吃了一顿饺子，是那种肥肉馅的，一咬往外冒油的饺子，用机器包的。包饺子的机器在里边工作，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柜台，外边是十几张桌子。当时，我感到这是一项伟大发明，这边把面、水、肉塞进去，从另一头，包好的饺子就一个接着一个掉到热浪翻滚的锅里，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把这事回家说给我娘听，她根本不信。现在想起来，那饺子机挤出来的饺子皮厚馅少，煮出来一半走汤漏水，实在是又难看又难吃，但在当时，在西单商场旁边的饺子馆吃一顿机制饺子，可是回乡吹牛的资本啊。现在，机制饺子早就没人吃了，所有的饺子馆的招牌上，都特别注明是手工制作。过去是肉越肥越好，现在则流行素馅了。世事变迁，于此可见一斑。

回程路上，章技师把方向盘让给田虎，他与我挤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田虎一到，我的司机梦彻底破灭。章技师看出了我的沮丧，悄悄地劝我：小莫，你满腹文采，当个臭车夫，岂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等着吧，会有好运气来找你的。他的话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想到前程，还是一片迷惘。难道我费尽千辛万苦冲出了牢笼，折腾两年，又一事无成地回去？不，我不回去，我要奋斗！我要挣扎！

在北京时，我曾做过一个梦，梦到我和章技师开车回到了故乡，我们的车，和鲁文莉爸爸的车，都停在我们学校前的操场上。两辆嘎斯51，车头上都扎着红绸子，车鼻子上，都缀着一朵绸布扎成的大红花。学校的军乐队，在旁边吹号擂鼓，还有许多的学生，手中挥舞着绸布，跳着一种动作简单、节奏分明的舞蹈。后来，夜深人静，明月当空。我独自一人，来到操场，看到两辆嘎斯51，就像两条小狗一样，鼻子触着鼻子，嗅着对方的气味，借此辨别对方的身份。它们不时发出嘹亮的叫声，像两头久别重逢的毛驴。然后它们便各自往后退了几十米，又往前将鼻子碰在一起。如此三离三合之后，鲁文莉她爸爸那辆车尥了一个蹶子，往前跑去，我们单位那辆车，紧紧地追上去。两辆嘎斯51，在操场上转着圈追逐，好像一头公驴追赶一头母驴。此时我恍然悟到：这两辆车，并非双胞胎姐妹，而是一对恋人。它们追逐着，交配，然后生出一辆辆小嘎斯车……我将这个梦境转述给章技师和小田听。章技师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去一趟国营胶河农场了。小田说：我爹也做过类似的梦，但第二天就撞了车。——小田的爹也是司机——章技师说：新兵蛋子，乌鸦嘴！